我这一辈子最大而又惟一的悔处，就是不该打了你家二伢子三记耳光。你不但没有记仇，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吸吮蛇毒，你虽然救了我的命，让我多活了三十年，但你的那种宽容对我是一种惩罚，让我在内心深处谴责了自己三十年，也感恩了你三十年。

　　爷爷奶奶原是富农成分，外公外婆也是一样。

　　在“文革”那个十分看重出身成分的年代里，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生活十分艰苦，更要命的是处处受人歧视和欺负。感受最深的就是在学校。我6岁时，上学了，读小学的地方，就是村里的那个庵堂。上学路上，经常听到有人背后骂我“富农分子”。我性格倔强，叫多了，也会还击，甚至动手。但到最后，吃亏的是我。

　　我忘不了读小学三年级的一个秋日，我们放学后，遵照老师的命令，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歌，排着队伍规规矩矩地回家，我个儿不高，排在前面。走过学校边的农田，过了一条小河，在一个叫洞弯里的地方，排在我后面一个个儿比我高了许多的女生便不守规矩了，抢头往家赶，这时我急了，对那抢头的女生很反感，便大声高叫：“好啊!不听老师的话，抢头!”于是便顺手拾起田里面的一块干泥块，掷了过去。当时，我不是有意识的要去砸人的，但结果偏偏砸到了人。当那女生站住脚回头望我，泥块刚好落在那女生的前额上，擦破了她一点的皮，露出了绿豆大的一点血印。

　　这一下，可不得了啦!那些跟着抢头的同学便纷纷高叫：“‘富农分子’打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出了好多的血啊!”他们一边叫着，一边欢快地回家通风报信，等着看我的下场。那一瞬间，我懵了!

　　当时，我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线路回家，可以绕过这位女生家的门前。但我没有逃避，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闯的祸，带给已不堪重负的家人们。

　　果然，那位女生的家人得信后，都等在了门口。她的爷爷一见到我，就凶恶地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那是一个还不到60岁，整天摸斧头做木器活计的手。他的手是那样的刚劲有力，孤立无助的我，就像一只待宰的羊羔。他把我拖到了他家的槽门内，然后就急不可耐地扬手给了我三记耳光。当时正是中午时分，人的生物中一天血液旺盛冲顶的时候，他的三记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幸好他的另一个儿子发现自己的父亲正在行凶，赶忙跑出来制止了这一举动，使我有幸少挨了几记耳光。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他家的门槛的。槽门外是一群还不懂事围观看热闹跟着起哄的小学生，还有那女生母亲一声声的骂声。

　　于是，打我的木匠就成了我当时的仇人，我曾对他恨之入骨，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设计着枪毙了他无数次，也曾经幻想着老天能什么时候好好惩罚惩罚这个恶人。果然，在我十四岁那年的一个夏天，他真的遭了一回报应。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正在家休假的父亲去给山背后一个生产队的一户人家去帮工建房，那天，做木匠活计的他也在那里帮工。在户主人家里吃过晚饭后，他先走了。这时，天色已黑，我和父亲结伴回家，那时没有像今天一样，能够穿上皮鞋，穿的是用轮胎皮做的皮草鞋，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最怕就是遇上蛇。父亲便拿一根树枝扫打着路旁的茅草，走在前面。

　　我们下到一个山沟快到家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呻吟声。走近时，一个人正痛苦呼救：“快救我，我的脚被毒蛇咬了!”我一听声音，知道是木匠，心中一阵高兴，心想，我终于可以报仇了。我催促父亲快走，别理他。但父亲却站住了，问他是被什么蛇咬了，他有气无力地说：“天黑，看不太清，有白圈，应是银环蛇。”这时，父亲便命令我把汗衫脱下来，我不解其意。哪知父亲一接过我的汗衫，就把它撕成了布条条，然后蹲下身，用布条在木匠脚咬伤的部位不远处，环绕缚扎。我一看父亲要救木匠，心中怒火陡升，气冲冲地先回了家。

　　大约过了一刻钟，父亲竟然背着那木匠满头大汗地进了屋。

　　木匠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但家里的人，除了我，都在父亲的号召下，替他真正地忙碌起来，母亲打来了一大盆清水，冲洗他伤口周围的皮肤，父亲用刀将他咬伤的部位做了切口。并做出了当时我不能理解和我们全家人都反对的事———他竟冒着生命危险，用口替木匠吸吮毒液。当时，母亲端着口杯给父亲漱口时，说了父亲一句。平时，很少发火的父亲，竟大怒地说：“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们家里，你们就好过了吗?!”

　　幸好不一会儿，哥就把大队的赤脚医生和他家里的四个儿子都叫来了。由于父亲处理得及时，采取的措施得力，木匠脱离了生命危险。

　　岁月已逝，时光不再倒流，打我耳光的木匠已作古，少年时心中的幼稚恨意也早已烟消云散。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兄弟妹都参加工作进了城，全家都离开了那个山村。早些年，父亲曾回去过一次，正碰上木匠重病不起，那天，木匠叫人把我父亲叫去，临死前，却对我父亲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我这一辈子最大而又惟一的悔处，就是不该打了你家二伢子三记耳光。你不但没有记仇，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吸吮蛇毒，你虽然救了我的命，让我多活了三十年，但你的那种宽容对我是一种惩罚，让我在内心深处谴责了自己三十年，也感恩了你三十年。”

　　(该文原发于2013年1月20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专栏；2013年3期上半月《杂文选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