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出中学校门的我，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从邵阳市下放到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公社塘元大队插队落户。
　　这里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大山区，与广西十万大山紧紧相连，到处是高耸入云的大山和深不见底的峡谷。山的另一面，偶有一层层梯田从山脚下向山顶延伸，象一级级楼梯，爬到半山腰，便慢慢消失在云雾中。每丘的面积小得可怜，耕田多用锄头挖，用牛的时候很少。旱土耕作，仍是原始的刀耕火种。在连人也很难站稳的陡坡上，把树木柴草砍尽，一把火烧光，再挖出一些小凼，种上玉米高梁，从不除草施肥，直到秋天摘收。这里没有辗米机，农民脚踏石碓冲谷子；这里没有电，连煤油灯也没有，大家用烧松枝来照明。由于生产落后，一个劳力一天的工值仅为八分钱，一年下来，大多数农户连买盐的钱也没有，不少人领回谷子，还倒欠队里的钱。这里距县城80多里，距公社30多里，全是爬山越岭的羊肠小道，出入物资全靠肩挑背负，是个真正的“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的穷山窝。
　　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同来的知青，少数耐不住清贫，为摆脱困境，很快就返城了。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留了下来，融入到当地的农民群体中，和他们一样，出工种田，上山砍柴，种菜、喂猪、养鸡鸭。劳动之余，我这个“文化人”，经常引导社员科学种田，采挖中草药为群众治一些小病，晚上给上不起学的孩子和青壮年文盲上文化课。很快，我就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与尊重，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晃，几年过去了。尽管这里物资贫乏，但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得到了锻炼，精神上很充实，加之，与当地群众相处融洽，我开始安于现状了。
　　就在这时，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田里干活，突感肚子疼痛，我以为回来休息一下就会好，哪知痛得越来越厉害。到中午，我痛得浑身冒汗，脸色苍白，在床上翻滚。我预感有生命危险。生产队长周天胜见此情形，急忙派一名社员赶到公社卫生院请来了医生，公社医生作了一番检查后表示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只有立即送县人民医院。送医院谈何容易？当时已近黄昏，到县城要走80多里山路，快走也要10多个小时，路上荒无人烟，夜晚野兽出没，非常危险；再就是医疗费，没有三、五百元，医院是不会收治的。队里很穷，一下子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呢？周队长沉思了一下，坚定地说：“再困难也要救人。”他和几名队干部商量后，决定：一是把队里的资金143元全拿出来；二是发动社员支助；三是连夜出发。社员群众闻讯后，纷纷赶来，一个只有30多户、100多号人的生产队，除了走不动的，几乎都来了。大家你几元，我几角，他几分，一下子就凑上了136元8角5分。我深知当地群众的异常贫困，他们平时连买盐买火柴的钱都没有，大部分社员都欠队里的账，还有人冬天无被子靠稻草过冬。大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这一百多元钱，倾注了大家的全部力量，承载着乡亲们挚朴的感情。这一百多元，真是比一座金山还贵重，它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啊！孤寡老人孟坤益扶着拐杖走到我面前，说：“我没有钱，就煮了十几个嫩包谷，带在路上吃吧！”70多岁的李秋婆老大娘塞给我几个刚煮熟的鸡蛋，口里喃喃地念着：“请菩萨保佑我们的小罗平安无事。”青壮年社员纷纷要加入抬我的行列，年过五十，体弱多病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孟坤录不顾大家劝阻，也加入了送我到医院的队伍……我躺在用楠竹和棕绳扎成的简易担架上，看着这一切，几次欲挣扎着爬起说声谢谢，可怎么也爬不起来，只是刷刷地流泪。
　　傍晚时分，孟书记、周队长加上周天来、周天文两个壮劳力，分两组轮流抬着我出发了。他们打着火把，在崎岖的小道上急急赶路。天很快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仅靠火把照明，在大山中穿行，困难重重。有时在只有尺来宽的悬崖边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深渊；有时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丛中穿行，划破手脚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经过茂密的森林，看到一条条大蛇倒挂在树枝上缓缓移动，随时可能掉在我们头上，让人胆颤心惊。透过火光，我看见周队长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全身湿透了，脚上、腿上露出一道道被野刺划破的血痕，却全然不顾，只一心一意赶路。当时虽是夏天，但在这高海拔的大山区，夜晚仍然十分寒冷，睡觉都要盖棉被，可见他们一个个是在拼尽全力啊！大约过了午夜时分，我们才走出森林，在一稍平的茅草坡地上歇脚。大家刚喘过一口气，突然前面传来几声狼嗥，只见不远处几双蓝光在向我们这边移动。大家顿时都紧张起来。在那六十年代，在这样的大山区，野狼吃牛羊、甚至袭击人的事时有发生，山里人一般在夜晚是不敢出门的，今天却叫我们碰上了。还是孟书记有经验，他叫大家不要慌张，把火把烧旺一些，同时吩咐把担架拆掉，周队长和周天来每人拿一根长楠竹杆，狼到跟前就打，周天文背着我往附近的一棵大树上撤，自己迅速把鸟铳装上火药和铁马子（钉子状子弹），朝渐渐拢来的狼群开了一枪。轰的一声，把狼群吓跑了。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孟书记说：“今天算是运气好，只有五、六只狼，要是遇上几十只狼的大狼群，那就真完了啊！”大家急急重新扎好担架，继续赶路。
　　天快亮时，我们到了黔峰山脚下，只要翻过黔峰山，很快就可到达县城。这时，大家已精疲力尽。孟书记和周队长给大家打气，大家咬紧牙关马不停蹄。走到黔峰半山腰，路实在是太陡，几乎是前面的人踩着后面人的头，担架无法上去。他们就轮流背着我，口里喘着粗气，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如雨的汗水，把我的衣服也渗透了。就这样，我们终于在第二天上午县城机关上班的时候赶到了县人民医院。
　　我被直接抬到急诊室。孟书记对医生说：“病人是下放在我们队的知青，我们连夜把他抬出来，并凑了近300元，如果钱不够，我们再回去卖猪、卖谷子，请一定要把病人救治好。”医生们听了孟书记的述说，又看了看大家从头到脚湿透了及被荆棘划破的衣服和伤痕，十分感动，二话没说就安排住院，并电告了县知青办。知青办兰主任带着两名干部赶来了，医院领导也来了。兰主任说：“请医院千方百计把病人治好，一切费用由县知青办负责，队里的钱和社员的捐款全部退回。”接着转身握着孟书记的手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知青抬出抢救，太谢谢你们了”。
　　当天，医院及时给我做了手术，医生说，患这样的急性肠梗阻，如果再晚两三个小时，生命就危险了。手术后，孟书记、周队长他们几个守在我床前，怎么也不肯离开。我知道，在县城一天一个人最低开支也要二、三元，对于每个工值仅8分钱的穷队来说，是绝对难以承受的。最后还是兰主任发话，留下一个人，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去。在医生精心治疗下，20多天后我痊愈出院，又回到了塘元——我那可爱的第二故乡。
　　几年后，我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但我心里一直牵挂着这里的父老乡亲。1991年夏天，我带着家人专程来到塘元。当再一次见到乡亲们时，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不由夺眶而出。原计划只在塘元待两天，在乡亲们的盛情挽留下，却住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乡亲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也是抚育我成长的老师。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我对妻子和孩子说，你们也要和我一样，永远记住塘元这片热土，永远记住恩重如山的父老乡亲。
　　（作者系邵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