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建立的历史功绩，以及他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重要评价。体会这些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毛泽东同志作为历史伟人的具体特点和丰功伟绩。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开辟了正确道路。与此同时，在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关系我们能不能在正确道路上迈开步子，而且关系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正式表达了这个论断。
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也会有其他人出来实施正确的领导。抽象地看，这句话没有错。但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同志绝非偶然，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比较过程。在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以前，中国革命几经曲折，这与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有关，但也与几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认识水平、政治智慧、担当意识、创造精神以及个人能力不够有关。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虽然实践证明他的探索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并没有被党的领导层认可，他在党内依然遭受排挤和打击。直到遵义会议，党和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才开始确立。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革命才能够渡过一道道难关，顺利向前发展。这样的选择过程和历史进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然会引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党和人民事业的进程将会怎样这个话题。答案也很清楚，就是将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并不是要回避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我们党在改正他晚年的错误、开辟新的正确道路的同时，确认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确认他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是科学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不能要求伟大人物没有任何缺点错误，那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是要永远坚持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30多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要求，无疑更加感受到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此后，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以及相关文献，都一以贯之地使用了这个评价。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是不言而喻的要求。但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创造性的发展。我们党是经历了不短时间的探索和一些失败之后，才认识和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无疑是最突出的先行者、最杰出的创新者、最集中的代表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的独到之处显而易见。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着眼未来、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忠于理想的革命信念，不怕鬼、不信邪的斗争精神，杰出高超、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尊重人民、尊重实践的品格，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能力。这些都使他的精神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使他的品格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在我们党对老一辈领导人的评价中，唯有对毛泽东同志使用了“战略家”这个称谓。毛泽东同志的过人之处在于，有一种站在历史高处反思实践、总结经验、谋划未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时局关键之际，他常常能及时作出战略预见和决策。比如，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拿起枪杆子到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农村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治路线转变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和阶段划分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如何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问题，革命胜利后工作中心从农村到城市的问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设计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三个世界划分以及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问题，等等，这些重大判断和决策都体现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善于从全局着眼、从发展着眼、从解决现实问题着眼的高超政治智慧和战略思维能力。
作为理论家，毛泽东同志更是当之无愧。这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不少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理论著作，更是因为我们党以他的理论著作为基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历史决议》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党的十七大报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老一辈党和国家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导集体。关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先后使用了三个逐步递进的评价。
第一个评价是首要地位。这是《历史决议》的表述，即“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
第二个评价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邓小平同志1989年提出来的，即“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这个评价从此固定下来，沿用至今。其具体内涵有这样几层：我们党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在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面临风浪的时候，我们党只要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就会经受住任何挑战和考验。
第三个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这也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江泽民同志1993年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提法，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党的主要缔造者，不仅因为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更主要的是他花费大量心血，把一个幼年的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不仅因为他创建了井冈山红军，更主要的是他把弱小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并且带有旧式军队影响的红军改造并建设成为强大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不仅因为他是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更主要的是以他为主探索确立的正确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使新中国得以建立，并且在他的领导下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一系列基本制度，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由两大目标引导前行：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两个目标的递进和衔接，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我们党的评价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这是江泽民同志1993年提出来的，胡锦涛同志2003年继续使用这个评价，并进一步说，毛泽东同志“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的突出贡献是：领导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国家的面貌，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奋斗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使国家和民族富强振兴起来。关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他指出，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宣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关于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申明，一切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更是自豪地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的成立大大加快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毛泽东同志充满感情地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在实现兴国、强国之梦的探索路上，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不足或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方面、在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利益方面、在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方面始终坚定不移，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邓小平同志明确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貌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了，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比过去更多了”。
作为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突出的贡献是：领导党和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独立自主地探索兴国、强国之路，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这样的历史巨变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时提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胡锦涛同志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继续使用了这个评价。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我们党在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集中完成和推进了3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3件大事，前两件都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完成的，后一件是在他逝世后进行的。关于前两件大事和后一件大事的关系，邓小平同志1980年明确表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候，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就指出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党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陌生和复杂，在实践和理论上所做的创新和发展也越来越丰富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在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那代人做的两件大事和第三件大事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党的态度不仅一以贯之，而且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和具体。从199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到200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从党的十七大到党的十八大，我们党逐步形成了这样的表述：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成为了我们“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些评价体现了科学的历史观，说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一脉相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我们党干的三件大事，没有前一件的完成就引不出后一件，后一件大事总是在前一件的基础上做起来的。特别是“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5个概念，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毛泽东同志那代人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说明我们党做的前两件大事和第三件大事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三者之间有不小差别，但一脉贯通，第二件大事为第三件大事积累了思想、物质和制度条件，第三件大事是对第二件大事的坚持、改革和发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今天，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把他和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