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稳根。摄影/本刊记者李强

　　“主旋律”首富梁稳根

　　青年时，朋友视他为“老大哥”;在三一，他被奉为精神导师;他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从改革开放前的“走资户”之子，到2011年的中国首富，人生的诸多经历，最终塑造了一个多面的梁稳根。近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历时半个月，辗转北京、长沙、涟源多地，采访了梁稳根及其十数个同事、亲友，还原出一个颇具争议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本刊记者/陈纪英(发自北京、长沙、涟源)

　　梁稳根力求低调而不得。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说“2012年是三一很刺激的一年”。作为三一集团的主要创始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董事长的梁稳根，和三一集团一起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2年12月15日，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三一产业园的办公室，梁稳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梁说话抑扬顿挫，不管谈话还是吃饭时，腰杆一直挺得笔直，儿子梁在中说他有一种“领袖”气质。

　　如同大部分公众人物一样，梁稳根并未幸免于被标签化、被误读的困境，加上他本人素来神秘低调、言语直率等，种种被外界生硬地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变得愈发难以撕去。

　　“十八大”期间，梁稳根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说，党员的老婆一般要漂亮些——当时正是光棍节，梁这种稍显夸张的应景表述引发了现场记者的一阵会意笑声，但也再次把他置于舆论漩涡的中心。

　　当这些言论被片面截取上传网络后，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推测说，民营企业家梁稳根可能有一种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梁此举也许是为了抱“大腿”。

　　网友们的误读让梁稳根困惑。“难道爱国不是基本素养么?”他反问道。

　　当年和梁一块创业的袁金华解释说，梁这一代人亲身体验到了国家政治动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对国家对民族的命运尤为关切。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政治制度层面时，这位从篾匠的儿子成长起来的2011年中国首富，习惯于从历史的纵深来做出判断———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发展成果不容置疑，这和习惯于用横向比较思维的年轻人完全不同，后者更习惯于批评者的角色。

　　光荣与冒险

　　三一集团董事袁金华说，三一能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梦想。“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现在是三一集团的第一信条。

　　梁稳根最初的梦想教育可能来源于他的高中班主任肖福清。肖经常鼓励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梁稳根，“你只要努力，北大清华都能考上。”1978年，梁考入了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

　　他曾去问肖福清，为什么他没考上清华北大，肖的回复是，“如果我不这么鼓励你，你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

　　这种朴素的正向激励法，让梁意识到人有梦想是多么重要，他和肖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至今。

　　2012年12月21日，涟源是个温暖的晴天，山间公路笼罩在早晨的雾霭中，路旁空荡荡的田野里只剩下灰黄色稻茬。屋顶露天的废弃老房子与崭新的贴满各色耀眼瓷片的楼房相依在一起，是乡村迅速致富的缩影。

　　茅塘镇道童村一栋贴满白色瓷片的二层小楼是梁稳根家。如果不是院子前半径约为20米的圆形停机坪，这所房子在村子里一点也算不上打眼。

　　留下梁稳根鲜明印记的还有与村庄遥遥相望的三一学校，学校由三一集团捐资3000多万元建立。梁稳根慷慨激昂的寄语被刻在了校门口的墙壁上。三一学校的愿景也是三个一流——“一流学校，一流教师，一流学生”，关于三一集团最新介绍的资料被展示在宣传栏里。

　　2003年三一重工上市的时候，梁稳根还捐资数百万元给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每年清明节回到村里祭祖的时候，梁稳根主动握手问好的热情让村民们觉得梁“没忘本”。

　　少年时期，梁家的境况并不好，梁的父亲在闲暇时刻是走街串巷做生意的篾匠，按照当时的政治语境，他被定性为“扰乱生产积极性”的“落后分子”，并因此遭遇了几次批斗。尽管编织活动被迫只能在夜晚“秘密进行”，但却解决了梁稳根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问题，这可能是梁最初商业意识的萌芽。

　　家庭成分不好给梁带来了人生第一次比较大的打击。当时梁和村里的一位姑娘情投意合，对方父亲是娄底地区的一位官员，坚决逼迫两人分手。深受打击后，梁随后跟身边的亲友们说，他一定要考上大学成就大业。

　　大学期间梁稳根虽然学的是材料科学，却痴迷于各种管理学书籍，有同学叫他“厂长”。梁甚至一度想转学到管理学专业，因为英语成绩不好未能如愿。

　　大学毕业后，梁稳根被分配到了兵器部下属的洪源机械厂，这是位于深山中的一家国有军工企业。他在这里结识了后来的创业团队成员：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向文波，而年龄最长、思想成熟的梁稳根是他们的大哥。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最流行的思潮是托夫勒的未来学。托夫勒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入信息社会，穷国和富国将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洪源机械厂的大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去湖南省图书馆观看托夫勒的演讲视频。“看得我们热血沸腾”。袁金华说。

　　现实却令人失望。在当时主流的思想体系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主人”一点也不爱工厂。机械厂有很多二手设备，“只要机器一出毛病停产，工人们帽子一甩，高兴得嗷嗷嗷嗷大叫，欢天喜地就下班回家了。”袁金华说。

　　这让梁稳根和袁金华等人备感失落，“国家还这么穷，这样子怎么能富强”，梁稳根、袁金华说他们那一代人天然有种家国情怀。袁金华读初中时，他哥哥有位同学是教育局长的儿子，家里订了份《参考消息》，谈起当时的国际局势头头是道，袁金华觉得这个人“神奇透了”。2012年12月12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当年的胡耀邦等人，54岁的袁金华忍不住红了好几次眼圈。

　　他们对工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厂长王福全对这几个“不安分”的年轻人颇为赏识，工作一年多后，梁稳根就成为了机械厂的体改委副主任，属于副处级干部，唐修国等人同样也得到了被提拔的承诺。随后，梁提出能否承包一个车间，推行改革自负盈亏，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准许。

　　那时候，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步鑫生和马胜利。熟读西方管理学著作的梁稳根觉得，步和马那一套非常粗糙。梁等人认为自己不比他们差，他们决心成为中国一流的理论家和一流的实践家。

　　按照梁稳根最初的想法，他们要了解十个行业、调研十个项目、存够10万元启动资金之后，才辞职下海。不过几个人准备辞职的风声已经传遍全厂，而他们的“出位”又被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干部视为爱出风头的反面典型，辞职计划不得不提前落实，而风靡中国的下海大潮还要等到7年之后的1992年才到来。

　　梁把此次辞职下海定义为一场社会试验，“给后来者提供样本”。这种将个人选择赋予历史使命的光荣感和悲壮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失去了铁饭碗的恐惧。

　　接下来的离职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冒险。

　　梁和几个同事提出离职后，工厂方面扣押了他们的档案和户口本——当时要领到买口粮的粮票必须拿着户口本，没有户口本意味着他们连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

　　梁本人并非莽撞之徒，他知道该找一位在涟源县有话语权的人寻求保护。1985年10月，他找到了县委书记阳花萼。2012年已经78岁的阳花萼只读过三年书，但是思想相当开放，自学上网。阳当年也属于改革派人物——为了鼓励县里的经济发展，他组织了一百多名县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让他们佩戴大红花在县城里游行了一大圈。

　　开明的阳花萼答应提供保护，免得他们被机械厂抓回去。

　　阳花萼还承诺，“干不成到县里当干部去”。但是梁稳根等人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如果失败了就去边疆支教度过一生”。

　　梁的父亲却对这场前途未卜的冒险出离愤怒，拿着扁担想把梁稳根赶回去，当初跳出农门时，梁曾是村民鼓励儿孙的榜样。

　　其他三人也向家人隐瞒了这一切。袁金华的母亲写给袁的家信寄到厂里，却以“查无此人”为由被退了回去。袁母以为儿子遭遇不测，从贵州一路哭着坐火车赶到涟源。

　　“压力很大，不敢跟家人说，以前的同学也都不联系了。”袁金华说，同学有的已经当了副县级干部，他自己却为吃饭发愁。

　　经过贩羊等一系列失败后，他们在1986年成立了焊接材料厂，当时乡镇企业的标准称谓必须挂上所在乡镇的名字，为了使企业名字听起来更有底气一点，他们找人去掉了“乡”字，“叫涟源县茅塘焊接材料厂，这样的话人家可能以为我们是县级企业。”袁金华回忆说。

　　在三一的历史上，这被认为是第一次创业。第二次创业是1994年的“双进战略”，进入工程机械领域，总部迁往长沙。第三次创业则是国际化。

　　“没想到啊没想到”。2012年12月23日，在三一集团位于娄底的生产基地办公室里，阳花萼连声说，他压根想不到当年那几个有些莽撞的年轻人“能干这么大”。

　　阳花萼把有关三一集团的所有新闻都放到了电脑的收藏夹里，他能随口说出三一最近几年的销售额，还推测三一起诉奥巴马赢面很小。不过，他话锋一转说，“这几个人啊，还是那么胆大，告奥巴马长志气。”

　　办公室外是喧嚣的生产基地，笨重硕大的银白色金属油缸，正被机器手轻巧地搬移到下一道工序处，这是混凝土机械的关键部件之一。如今，三一集团的混凝土泵车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连续多年产销量居全球第一。三一集团也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并成为造富工厂。2011年，梁稳根先后登上胡润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之顶，首次成为中国首富，三一其他多位高管也入围榜单。

　　老大哥

　　值得一提的是，从1986年创业开始，四位创始人就从未分开过，这在中国企业界非常罕见——在逐渐做大的蛋糕中，他们如何保持了利益的平衡?

　　梁在创始团队之中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唐修国、袁金华等人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都不掩饰对梁超出兄弟情谊的敬仰。

　　第一次分蛋糕，是在“双进战略”实施之后。1994年，梁稳根召集兄弟开会，明晰两个公司的产权，当时，是向文波刚刚加入三一集团的第三年。梁稳根提出的方案是，涟源材料厂的股权，梁、唐各21%，毛、袁各20%，其他高管分享剩下的18%。当时，主业为工程机械行业的长沙三一还处于亏损状态，梁稳根占50%出头一点，唐修国9%、袁金华、毛中吾、向文波分别占8%，随后梁还把一些股权分给了后来的高管。“当时涟源材料厂是赚钱的，梁总占50%都不为过。他不计较涟源厂的股份，长沙这块的股份就更没人计较了。”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

　　这场分家产会议上还达成了一个原则，以后三一集团涉足的新领域中，谁作的决策谁占大股，而长沙三一进入工程机械行业，是梁稳根最终拍的板，所以梁稳根占大头理所当然。

　　创始人团队的团结稳定，也是三一集团快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几位创始人如今都是三一集团董事，袁金华50多岁去开辟巴西市场，在三一海外投资项目中第一个盈利。唐修国是三一管理第一人，向文波是三一战略第一人，后来加入的易小刚则是首席科学家。

　　因为现实和梦想有差距，完美主义者梁稳根也常常感到挫败感，但他一向以乐观示人。1986年刚创业的时候，因为产品不合格对方拒绝打货款。梁稳根在橘子洲头的大桥上来回走了好几个小时，袁金华一直跟在后面。据梁后来说，当时压力最大的是，他有些怀疑带着兄弟几个扔掉铁饭碗是不是值得，但是这些压力梁多数时候一个人扛了。

　　在另外一些时候，梁又非常细心，公司里200多名高管，只要生日都会接到梁稳根的电话祝福。三一集团一位总裁助理还记得，当时他接到梁稳根的电话祝他生日快乐，他还以为是谁冒充梁和他开玩笑，确认对方就是梁稳根时，这位高管“高兴了足有半个月”。

　　对于阳花萼、王福全、肖福清等曾经的“恩人”，梁一直没有忘怀。

　　王福全70岁生日的时候，梁邀请了100多名老同事到长沙给王福全祝寿，参加那次祝寿的老同事每个人拿到了5000元红包。

　　退休后的阳花萼曾在几年前去长沙三一集团参观，公司里挂了长长的红色标语欢迎他，那待遇如同迎接国家元首。2011年阳花萼去长沙，梁稳根让司机开着700多万的迈巴赫送他回娄底，“那个车敞亮，舒服得很”，阳现在回忆起来还笑眯眯的很开心。

　　党代表

　　让梁稳根区别于其他大部分民营企业家的，还有他爱党爱国的一系列言论，这些话通过梁稳根的湖南口音对外表达出来，尤其显得激情澎湃。

　　12月15日中午，他敲着桌子，一脸困惑地反问，“爱国是基本素养，为什么有人要质疑呢?!” 上网只下象棋、也不用手机的梁稳根并不适应被网络恶搞。

　　中共“十八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梁说如果国家需要，他可以把三一交给国家。这样的表述脱离当时的语境单独摘录出来后，确实有点突兀，梁解释了他此番言论的背景：“我是在假设一种特殊情况，如果战争来了，国家紧急动员把三一征用了，我怎么会痛苦呢，我会感到光荣。”

　　一位在三一工作多年的老员工相信梁的真诚。她举了个例子：梁稳根的儿子叫梁在中，另有两位董事的儿子分别叫思龙、立桦，“你看这几个名字，中、龙、桦，不都跟中国相关吗?!”

　　梁在中前几年到英国著名学府华威大学读书，看到华威大学挂着很多国旗却没有中国国旗，就找到校方提了意见。

　　“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梁稳根还带领三一集团50多位高管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而两天之前，这里刚迎来了习近平等新晋政治局常委。梁和其他高管的参观照片以及相关新闻被放到了三一集团的官方网站上。梁要求高管们牢记产业报国的使命，每位参观的高管还被要求写一篇感想。

　　从2007年开始，梁稳根连续担任了十七届、十八届党代表。让梁稳根津津乐道的是，集团11名中国董事中，党员有7位。整个三一集团5万多名员工中，党员的比例约为10%。

　　在2012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梁稳根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企业家代表受邀参加，习近平和李源潮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在那场大会之后只有十人参加的闭门座谈会上，梁和红豆集团党委书记周海江是仅有的两名企业家代表。

　　梁在上述北京的闭门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他说，第一年上大学他领到了19元助学金，“当时的感动与幸福，至今记忆犹新”。如果联想到梁稳根从一个被批斗的“走资户”的儿子，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中国的首富，也许就会理解梁的这番表述。

　　为了促进党建工作，2011年，梁还要求把相关条款写入三一集团人力资源管理条例之中，在三一要获得提拔，必须要递交入党申请书。2011年，三一集团有560名党员得到晋升，占到提拔干部总数的56%。

　　三一集团的员工们相信他们的董事长此举出于真诚。三一集团党群工作部负责人说，三一是改革开放受益者。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说过，在中国，如果一个民营企业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做大做强。

　　同为金砖四国，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至今还没有一条全国性的拿得出手的铁路。三一巴西公司的财务总监是巴西人，他上学时的课本中就写到巴西要建铁路，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巴西还是没能建成一条像样的铁路，那个财务总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他很羡慕中国能“集中力量干大事”。

　　“这个国家确实存在腐败不公，但是如果要搞什么革命，那民族会不会动荡，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说，这么多年国家的复兴是真实存在的，谁能否认呢?!”袁金华提高了声调说。

　　向文波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印度大使到三一参观，参观完叹了口气说，“印度在经济上，综合来说比中国要落后十五年。”目前，印度文盲的比例达到了40%，贫富差距甚于中国。

　　与巴西和印度不同，中国政府一直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了大笔资金、2008年还出台了四万亿的救市政策，工程机械行业的三一集团是直接的受益者。2003年，集团旗下的三一重工刚刚上市时，当年的销售额刚超过20亿元。2011年，三一集团销售额已经开始迈向1000亿元。

　　经济利益只是梁稳根家国情怀的形成原因之一。受益的企业并非三一一家。另一原因或许是梁稳根本人性情使然，在长沙三一行政楼左侧的墙壁上，“心存感激”四个大字非常醒目。

　　在12月15日的采访中，梁认为这还缘于湖南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他引用杨度的一句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三一集团董事及其配偶子女，至今没有一个移民的。“为什么不移民，我们干净嘛，不干坏事不用给自己留后路。”梁自豪地说。

　　当年他准备辞职创业的时候，曾找到肖福清老师征求意见，肖问他万一中国再重回打土豪、分田地的老路他怎么办，梁说，既然中国都倒退了，民族没前途了，他个人命运又算什么呢?

　　梁这种毫不掩饰的感情在一些时候还被解读为他准备弃商从政的“信号”。2011年底，中组部官员确实曾到三一考察。但是12月15日梁澄清说，1986年，他辞去副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我肯定不会丢下三一”。

　　三一集团的其他创始人也相信梁此生不可能离开三一。就连17岁就参加工作的阳花萼也说，如果他见到梁稳根，会建议他不要从政。“应该把精力花在让三一更上一层楼上，中国更缺好的企业家，从政后受到的制约会很多，可能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

　　事实上，梁稳根可能曾经有过动摇，但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把焊接材料厂做大以后，王福全曾经力劝梁稳根带着创业团队重回机械厂，并许以高位。当时梁曾跟几位兄弟讨论过此事，但是他们最终觉得，机械厂搞不好绝不是王福全无能，而是受限于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

　　对于梁上述言行是源于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猜测，梁身边的同事们并不认同。梁稳根说，他每次看总书记在党代会期间的报告，第一步就是先搜寻有关民营企业的内容。他发现，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他就放心了。

　　梁现在更为操心的是三一集团的发展前景，按照规划，十年后三一集团的销售额将达到3000亿元。梁说他到时候回老家涟源钓鱼养老。创业时期，梁、袁、毛、唐四人还曾在河边洗过澡。不过，如今的小河边上已经筑起厚厚的水泥路，里面水草茂密鱼似乎不多。

　　(卢晓燕、李琳珊、阳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