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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青年农民工的期盼与渴求
2011-05-13 15:09 来源: 作者:陈远志 廖雄熬

    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农民工群体正悄然发生着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如今,青年农民工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并成为劳务输出的主力军。他们从以前的城乡“两栖”生活方式逐步向定居城市方向发展。
  青年农民工着装亮丽多彩,行包越背越小,大都手中拿着手机,听着MP3、MP4,有的还带上了笔记本电脑,他们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美,完全改变了过去农民工特有的外在形象。
  穿着时尚的肖婧,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她是来自隆回北面高寒山区小沙江的打工妹。现在县城一家高级酒店当服务员。去年生下一个女儿,婆家在乡下,公公婆婆坚持要他们再生一个儿子,可她觉得城里人只生一个女孩的很普遍,决定只生一个孩子,并说服了婆家人。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肖婧特别注重对女儿的培养。婆家建议他们把孩子放到乡下抚养,她没有同意,她说农村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没有城里好。
  如今的青年农民工,不再只希冀赚些钱回家养老,不满足于现在重复的工作,不希望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既有着当代青年的心存高远,又保留着过去农民工的脚踏实地。
    五四青年节之际,笔者走近这些青年农民工,倾听他们追逐梦想、渴望认同、期盼保障的心声。 
    “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一些。”这是当笔者和很多农民工聊起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话题。
     这些70后、80后甚至90后的青年农民工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对他们而言,土地已经不再是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自己农民的身份变得模糊,他们渴望在这座就职的城市中,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赢得更多的尊重。
    “人要有点梦想,熬个几年,面包总是会有的。再过十年,我应该就是一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了吧,或者我会选择创业自己做老板。我觉得只有自己亲自去闯一闯,才能更有体会,才能体验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那种成就感。”
    根据沿海有关方面的资料显示,沿海地方的青年农民工中,非经济取向的外出务工比例在六成以上,实现自我价值和谋求自我发展成为青年农民工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梦想、增长见识,这些青年农民工背井离乡,踏上追逐城市梦的路途。他们不仅看重收入水平,更看重未来发展。
    1978年出生的陈连峰是一家公司的电焊工人,经历过民营、外资等多种性质企业的他,已经是邵阳某企业一个班组的班长。目前他已经报考了邵阳电大的工商管理学习班,开始进修工商管理的课程,为未来向管理层迈进打下基础,希望有一天能够大显身手。“感觉最缺的还是技能培训,要是能有更多的培训,以后我们的空间就会大一些,离更体面的工作更近一些。”
    “不想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我们的生活有点枯燥乏味,每天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车间、宿舍、食堂来回跑,基本上厂房都不用出去,偶尔上上网、看看书。”罗志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即使是已经取得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岗位,但远离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他仍显得有点孤独。“虽然城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但我享受不到,常常有失落感。”20岁的外来务工人员郑霞说。
    隆回县政协对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显示,36.8%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的心理状态是“精神压力比较大,对前景有些迷茫”、“压力很大,时常感到焦虑、无助”。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受自身条件以及法律法规、政策保障等方面的制约,青年农民工在融入社会过程中还普遍面临着一些问题。城乡阻隔,增加了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难。法制不健全和保障不到位,加重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会的压力。职业技能素质相对较低,限制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会的能力。对自身权益认识不全,大大降低了青年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抵御劳动风险的能力。业余精神文化活动匮乏,导致了青年农民工思想意识形态融入滞后。子女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普遍成为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忧虑。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金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期武说,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即使在城市中遭遇挫折或者失败,还有家庭和土地作为退路,所以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比较认同他们的农民身份。而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不那么强烈的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已经接受和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面对着既不能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农村的现状,处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处境。
    隆回县金石桥镇政协联工委主任杨迪卿认为,要切实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不仅要提供良好的文化活动平台,还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他们“有闲”去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户籍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和享受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农民工面临着诸多困境。
    22岁的隆回操作工罗洛属于劳务派遣员工,在一家配件加工厂工作。他说,在同一个岗位上,合同制员工的工资比劳务派遣工高,且只有合同制员工有社会保险。 “最希望能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我们多么希望在医疗、养老等方面也有所保障,这样以后有生活压力了也不害怕。”
    据调查,部分青年农民工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城务工,而劳务派遣工的收入水平与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造成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    
    隆回县政协主席王成华表示,应依靠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职能,改变劳资关系的现状,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同时提高青年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政府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强化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今年7月1日将生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目前这种转移接续办法的可操作性还比较差。目前的社会保险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的基础上,更长期的改革目标,应该建立全国统筹的、低费率的、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础平台,这样才能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    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农民工群体正悄然发生着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如今,青年农民工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并成为劳务输出的主力军。他们从以前的城乡“两栖”生活方式逐步向定居城市方向发展。
  青年农民工着装亮丽多彩,行包越背越小,大都手中拿着手机,听着MP3、MP4,有的还带上了笔记本电脑,他们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美,完全改变了过去农民工特有的外在形象。
  穿着时尚的肖婧,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她是来自隆回北面高寒山区小沙江的打工妹。现在县城一家高级酒店当服务员。去年生下一个女儿,婆家在乡下,公公婆婆坚持要他们再生一个儿子,可她觉得城里人只生一个女孩的很普遍,决定只生一个孩子,并说服了婆家人。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肖婧特别注重对女儿的培养。婆家建议他们把孩子放到乡下抚养,她没有同意,她说农村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没有城里好。
  如今的青年农民工,不再只希冀赚些钱回家养老,不满足于现在重复的工作,不希望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既有着当代青年的心存高远,又保留着过去农民工的脚踏实地。
    五四青年节之际,笔者走近这些青年农民工,倾听他们追逐梦想、渴望认同、期盼保障的心声。 
    “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一些。”这是当笔者和很多农民工聊起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话题。
     这些70后、80后甚至90后的青年农民工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对他们而言,土地已经不再是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自己农民的身份变得模糊,他们渴望在这座就职的城市中,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赢得更多的尊重。
    “人要有点梦想,熬个几年,面包总是会有的。再过十年,我应该就是一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了吧,或者我会选择创业自己做老板。我觉得只有自己亲自去闯一闯,才能更有体会,才能体验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那种成就感。”
    根据沿海有关方面的资料显示,沿海地方的青年农民工中,非经济取向的外出务工比例在六成以上,实现自我价值和谋求自我发展成为青年农民工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梦想、增长见识,这些青年农民工背井离乡,踏上追逐城市梦的路途。他们不仅看重收入水平,更看重未来发展。
    1978年出生的陈连峰是一家公司的电焊工人,经历过民营、外资等多种性质企业的他,已经是邵阳某企业一个班组的班长。目前他已经报考了邵阳电大的工商管理学习班,开始进修工商管理的课程,为未来向管理层迈进打下基础,希望有一天能够大显身手。“感觉最缺的还是技能培训,要是能有更多的培训,以后我们的空间就会大一些,离更体面的工作更近一些。”
    “不想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我们的生活有点枯燥乏味,每天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车间、宿舍、食堂来回跑,基本上厂房都不用出去,偶尔上上网、看看书。”罗志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即使是已经取得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岗位,但远离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他仍显得有点孤独。“虽然城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但我享受不到,常常有失落感。”20岁的外来务工人员郑霞说。
    隆回县政协对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显示,36.8%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的心理状态是“精神压力比较大,对前景有些迷茫”、“压力很大,时常感到焦虑、无助”。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受自身条件以及法律法规、政策保障等方面的制约,青年农民工在融入社会过程中还普遍面临着一些问题。城乡阻隔,增加了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难。法制不健全和保障不到位,加重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会的压力。职业技能素质相对较低,限制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会的能力。对自身权益认识不全,大大降低了青年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抵御劳动风险的能力。业余精神文化活动匮乏,导致了青年农民工思想意识形态融入滞后。子女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普遍成为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忧虑。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金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期武说,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即使在城市中遭遇挫折或者失败,还有家庭和土地作为退路,所以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比较认同他们的农民身份。而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不那么强烈的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已经接受和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面对着既不能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农村的现状,处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处境。
    隆回县金石桥镇政协联工委主任杨迪卿认为,要切实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不仅要提供良好的文化活动平台,还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他们“有闲”去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户籍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和享受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农民工面临着诸多困境。
    22岁的隆回操作工罗洛属于劳务派遣员工,在一家配件加工厂工作。他说,在同一个岗位上,合同制员工的工资比劳务派遣工高,且只有合同制员工有社会保险。 “最希望能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我们多么希望在医疗、养老等方面也有所保障,这样以后有生活压力了也不害怕。”
    据调查,部分青年农民工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城务工,而劳务派遣工的收入水平与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造成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    
    隆回县政协主席王成华表示,应依靠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职能,改变劳资关系的现状,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同时提高青年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政府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强化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今年7月1日将生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目前这种转移接续办法的可操作性还比较差。目前的社会保险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的基础上,更长期的改革目标,应该建立全国统筹的、低费率的、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础平台,这样才能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陈远志 廖雄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