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燮

　　刘坤一(1829—1902)，字岘庄，新宁县金石镇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变法大臣，晚期湘军首领。

　　刘坤一从小生性机警聪明，诡谲但不失原则。小时候家里贫穷，常常食不果腹。有一天，有一位朋友请客，美味佳肴摆满桌子。刘坤一一看非常高兴，但又担心人多自己吃不饱。不过他仔细一瞧，在座的人都是很熟悉的，于是便有了主意。等到吃饭的时候，刘坤一故意把鞋脱了搔痒，在脚上找虱子，还把破袜子挥来挥去，假装抖去上面的灰尘，尘垢差点飞到菜肴上了。这样一来，满座客人哪里还敢动筷子。而刘坤一则不慌不忙，一个人细嚼慢咽，最后酒醉饭饱而归。

　　刘坤一的父亲一心一意希望他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将来光宗耀祖。但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局动荡，科举之路断了。早年江忠源和刘长佑先后率楚勇出境同太平军交战，他们都曾写信邀请刘坤一加盟，但刘坤一都以严父年高予以拒绝。直到咸丰五年，刘坤一父亲去世，刘坤一在安葬父亲之后，恰巧碰上太平军围攻新宁县城。当时刘长佑从东安县率楚勇回援新宁，急忙之中再次邀请刘坤一参加。这一次刘长佑和刘坤一一起率楚勇和新宁各乡团练解县城之围。

　　从此，刘坤一正式跟随刘长佑率楚军镇压太平军。刘坤一足智多谋，作战勇敢，被称为“常胜将军”，因战功显赫，加之刘长佑力荐，官职不断迁升。同治四年(1865)刘坤一担任江西巡抚，跻身封疆大吏行列。经过多年的镇压，当时江西境内军事基本平定，刘坤一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地方政务方面，其中一项就是整顿丁漕，即按人口交纳漕粮。这样一来自然对地方有钱人家不利，有损他们的利益。很多有钱人家便纷纷联合起来抵制，结果引起了一场丁漕改革风波。当时，江西人胡家玉在朝廷任左都御史，在这场改革中，他家自然也是“受害者”，于是暗中袒护江西抗粮绅耆，为其撑腰。江西这些有钱人家得到胡某的支持后，更加猖狂，明里暗里跟刘坤一作对。刘坤一也不信邪，根本不买姓胡的帐，于是两人斗起法来。后来，左都御史胡家玉捏造罪名向朝廷上疏弹劾刘坤一，刘坤一也不示弱，也向朝廷上奏，说胡家玉家里多年来拖欠漕粮，而且屡次对江西地方官发号施令，干预地方政事。于是朝廷两次下诏严厉训斥胡家玉，胡家玉最后被弄得灰溜溜的。没想到皇上各打五十大板，同时也没给刘坤一好果子吃。刘也因为事先不向朝廷报告而获罪，朝廷对他做出降三级调用的决定，后来可能考虑到处罚太重了点，于是朝廷又加恩改“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在这件事上刘坤一虽然没得到便宜，不过却让刘坤一一时颇负声名，在百官中获得很好的名声。不久又官复原职，还让他署理两江总督。

　　刘坤一尽管是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位极人臣，却并非草莽英雄，曾历两次岁科而列一等生员，军旅途中常常秉灯夜读，颇具文才，也喜欢舞文弄墨，留下了250多万字的著作《刘忠诚公遗集》。

　　刘坤一对名胜古迹颇为重视，任江西巡抚期间，千古崇阁滕王阁已成“瓦砾榛莽之墟”，他便重修滕王阁。光绪年间，刘坤一又重修江苏镇江的金山西北峰上的慈寿塔。

　　慈寿塔，又名金山塔，塔高30米，始建于1400多年前，宋朝时改建成双塔，分别取名为“荐慈塔”和“荐寿塔”。双塔后毁于火，倒坍，明代重建一塔，取名慈寿塔。光绪年间刘坤一重修后，仍名慈寿塔。慈寿塔塔外花墙上，刻着“天地同庚”4个大字。据说这四字与刘坤一及慈禧有关。

　　民间传说，双塔倒塌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祝贺慈禧太后60大寿又重建该塔，取名慈寿塔。慈禧太后六十寿辰，两江总督刘坤一特地进京朝见慈禧，为了让慈禧高兴，特恭维道：“老佛爷六十大寿，卑职在江南镇江金山造了一座宝塔，取名慈寿塔，祝您健康长寿。”慈禧一听到这便心花怒放，有点得意忘形，竟然问了刘坤一这样一句话：“你祝我长寿，那你看我能活多久?”刘坤一一听，情急之下，竟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一小孩从身后很敏捷地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刘坤一一看如获至宝，迅速呈上，慈禧一看原来是“天地同庚”四个大字，便喜笑颜开，大大奖赏了刘坤一。后来这四字便被刻于慈寿塔下。

　　欧阳修做扬州太守时，公务之余经常去平山堂看游玩。现今平山堂内，满眼书香墨迹，随处都是世人追怀欧公风范的匾额。刘坤一坐镇两江时，也曾到此处观赏游玩。平山堂通堂式的敞厅之上，“平山堂”三个大字的匾额高悬，右有“坐月载花”，左有“风流宛在”。“风流宛在”匾额，即为刘坤一所题，书法流畅。匾宽3.1米，高1米，并有跋文。匾、跋均为黑色底，金色字。在古代很多风景名胜题墨中，作者往往刻意残缺一些字，因而具有一定的意蕴和启示作用，脍炙人口。刘坤一所题“风流宛在”匾也是如此，其中“流”字顶上少了一点，“在”字低下却多了一点，仿佛因风流动所致，别寓情趣。在这里刘坤一是有意为之，颇有深义，言下之一就是欧阳修千年前在扬州留下的风流雅韵至今常在，并将世代流传，用心良苦。但有的导游在对游客解说时却解释为“欧阳公应该风流少一点，实在多一点”，或解释成作者之意在于规劝后世的风流才子们“少一点风流，多一点实在”，都很勉强。

　　咸末同治年间，在镇压太平军运动中形成的湘、淮政治势力垄断了督抚等地方高层职位。湘、淮两系矛盾由来已久，而湘军中的楚勇系人物与李鸿章的矛盾也很深。

　　同治六年，担任直隶总督达六年之久的刘长佑因淮军等不积极配合导致镇压捻军不力而革职，后来直隶总督落到李鸿章手中，面对此后李鸿章权势急剧扩张的局面，刘坤一、刘长佑叔侄与淮系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光绪元年两江总督之位空缺，当时已是署理两江总督的江西巡抚刘坤一以为两江总督之位已是囊中之物，谁知因为李鸿章处心积虑地推举沈葆桢出任江督而落空，心中很是愤愤不平。光绪三年，淮系诸将中与李鸿章关系最密的云南巡抚潘鼎新因与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冲突遭刘长佑上折严参而免职，这自然又加深了李鸿章与刘氏叔侄关系的进一步对抗。

　　光绪五年(1880)，刘坤一从两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与李鸿章全面对抗的局面形成，南北洋对抗全面升级。最后李鸿章与清流派联手，使刘坤一陷入与清流派头子军机大臣李鸿藻派系水火不容的境地。

　　刘坤一开始对洋务并不太感兴趣，政务也但持大体，又染上烟癖，毁他的说他“妻妾成群，卧治江南”。光绪七年(1882)，清流派人物张之洞开始崭露头角，便参了刘坤一一本。张之洞弹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从史实来看，除了“嗜好素深”一句外，其他的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都不是刘坤一所能心领甘受的，实属造谣中伤。

　　当时清流党以敢言直谏标榜，慈禧太后当权，她既要倚重湘淮系人物维持统治，又要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巴不得得汉人互相攻击，搞窝里斗。于是慈禧便把刘坤一召到京城，好言“安慰”了一番，要他别往心里去，然后就让他先回家休息一阵子。没想到这一休息，慈禧就把他给忘了，加之后来母亲去世丁忧，刘坤一就在家休息了九年。刘坤一在家闲着没事，最后帮助修成《新宁县志》。

　　刘坤一赋闲在家的这段时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内外交困，不能不靠湘、淮两系重要首领以支撑危局。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朝廷第三次任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此时，湘军大头目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等先后去世，他成了湘军中资望最高的人，他的声势也已迥异于十年之前。

　　真是山不转路转，后来已经做了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被人弹劾，慈禧太后故技重施，令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前去调查。当年张之洞造谣中伤诬陷刘坤一，今天朝廷命刘坤一“确查”张之洞之事，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刘坤一一解当年心头之恨。但刘坤一却无半点私心，从大局出发，反而为张之洞辩护，替其打圆场，说好话，根本看不出他们当年曾有过过节，刘坤一的胸襟着实让人敬佩。

　　张之洞当年曾漫无边际地弹劾刘坤一，现在刘坤一却保全张之洞，这让张之洞感激不已。后来1902年，刘坤一病倒在两江督署，张之洞咋闻噩耗，惊痛异常，亲自发电吊唁其后人，并说：“他日碑铭墓志，愿任其一。”并向朝廷上疏说：“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从不推诿，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度!”

　　据说刘坤一在家闲赋九年后再任两江总督时，多饶暮气，已显得有点老气横秋，有人便编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联云：“土产有三，驴子臭虫候补道;制军无二，杀人见客绝代公。”上联说的是南京当地的所拥有的物产，驴子、臭虫和候补道。从清咸丰、同治时起，捐官之例大开，但最高只能捐到道员，缺份有定额而捐的人很多，因此并无补缺的可能，此种官员以直隶及两江总督所属为最多。下联则是说当时的刘坤一性情暴躁，喜欢杀人，“绝代公”就是说向刘坤一这种人绝无仅有。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10月之后，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清军兵败如山倒。清廷为挽救危局，到战争进行到第三阶段，12月28日任命湘军宿将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

　　刘坤一以自己年老力衰，不熟悉东北地理情形、各军统将多不相习为由坚决推辞。刘坤一建议让他督办军务处理军务，或统带一、二十营湘军作为偏师，希望李鸿章能挑起抗战全任，但李鸿章却毫无战意，不仅命令北洋舰队停泊威海军港，不准出洋迎敌，而且他本人在受了处分之后，就丢下战局不管，告假回家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刘坤一勉任其难，不顾衰体病躯，接受了钦差大任，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

　　当时朝野对淮军、绿营节节失利非常失望，听到刘坤一将总统各军，亲率湘军出关，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大家盼望刘坤一一出，重整湘军神威，可以力挽狂澜，反败为胜。例如，张秉铨呈刘坤一的《满江红》词中这样写道：

　　对酒当歌，写难尽胸怀激烈，休诩道风云有日，乾坤生色。长剑磨成光焰气，唾壶击碎悲凉节。聊持肝胆报相知，公听说。谁能补，天西缺?谁能障，川东决?仗英雄本事，尽弥其阙!赤手愿施擎柱力，丹心好挽回澜劫。愧江湖也抱庙廊忧，难销歇!

　　刘坤一接受命令后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亟图补救，迅扫狂氛”。但对于甲午中日战争，刘坤一认为当时兵未集，械未备，不能轻试，觉得应该采取持久战术，所以迟迟未迅速采取行动。后来朝廷频频下诏催促他出关，到1895年1月，刘坤一开始加强军队调度，派吴大瀓(湖南巡抚，江苏人)统率临时征召来不及整训湘军20多营万余人陆续出关，这样便有了东北近代史上的悲壮一幕——湘军出关。

　　当时的实际情势是水陆都无可用之兵，刘坤一虽是湘军元老，究竟不是灵丹妙药，有起死回生之神效，更不是驱鬼的灵符，可以吓退东洋鬼子，加之前线吴大瀓本是文人根本不懂军务，宋庆是淮军将领，难以服众，而且两人均不听调令，急功冒进，指挥失当，结果“兵败如山倒”，辽河一战，尽管湘军浴血奋战，但仍全线溃败。等到刘坤一准备反攻，布置尚未完成，但和议已成。

　　湘军第一代统帅曾国藩率湘军帮助朝廷镇压了太平天国，第二代统帅左宗棠率湘军收复了新疆，当时朝野对湘军第三代统帅刘坤一统帅湘军出关寄予厚望。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还在刘坤一北上山海关视师不久，种种流言接着起来了，刻薄的人损他说“洋枪生锈，烟枪生光”。 清代词人文廷式在所著的《闻尘偶记》里，更将刘坤一说得畏怯无能之极：“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谣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至此!”

　　民国吴恭亨《对联话》卷十四中还有一则“一字千金”的故事，也是讽喻刘坤一的。

　　甲午战争中，驻守平壤的淮军最高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不作任何抵抗，狂奔500里，退回到鸭绿江边上。为平息民愤，清廷以临阵脱逃、军纪不严之罪把将领卫汝贵(字达三)斩于北京菜市口，做了替罪羊。不过，说句公道话，卫达三在平壤战争中还算勇敢的，他后来是跟着叶志超跑的，不过他约束军队不严倒是事实。而作为主帅的叶志超却未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很多人认为卫达三死得冤枉，为其叫屈。

　　当时北京城里有读书人便将两事联系在一起，编了一副对联来挖苦刘坤一：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托病卧榆关(即山海关)。此事传到刘坤一耳中，刘坤一又气又怕，没想到竟然有刻薄鬼这样糟蹋自己，这副对联要是流传到宫里，让皇上、太后知道了，那还了得，自己有嘴也说不清。于是连忙找来幕僚商议对策。有一个幕僚说：“这事好办，我能帮你转危为安，不过，您要酬谢我三千两银子。”这明显是敲竹杠，但刘坤一听说对方能摆平此事，也只得答应。于是那幕僚拿起笔就把对联改了三个字，结果变成了：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拚命出榆关。

　　刘坤一一看，非常高兴，赶紧叫人连夜刻印了上千份，派人带到了京城四处散发。后来刘坤一果不食言，酬谢了幕僚三千两银子。这就是刘坤一与“一字千金”的故事。

　　事实上，责备刘坤一不能只手回天，这个求全之毁，也未免太苛。说其胆小怕事，也是夸大其词。从此后一些事情来看应该不是这样。刘坤一自始至终是坚持抗日反对议和的，并提出实行持久战的建议。从今天来看他当初提出的“‘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是至理名言”。他更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并支持刘永福在台抗日。而事实上是朝廷在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时已派人在同日本商议议和之事了，根本就没有决心跟日本鬼子干到底，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刘坤一侥幸出师获捷，效中法战争故事，得以体面求和罢了。

　　甲午之战对刘坤一此后的思想行为影响极大，使他对后党误国投降的态度非常愤慨，也对帝党的处境表示同情。刘坤一曾四督两江，晚年多病，因为在两江任上日久，加之当时国内外局势变化复杂，当时朝野对他非议颇多，他也心灰意冷，屡次上疏请求告老还乡，但朝廷不许。

　　刘坤一在甲午年虽然因种种原因寸功未立，反给人家喝了倒彩，但在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这几年里，却接着唱了几本连台的重头戏，于极度艰危之中，尽显大臣谋国的忠诚，从而奠定了他在晚清政坛上的重臣地位。在19世纪末期的晚清政坛，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鼎足而三。刘坤一留在晚清历史中的名言是“我这颗头姓刘”，被史家誉为晚清“唯一有节气和道德勇气的文人士大夫”，尽显宝古老风采。

　　甲午之战后，李鸿章声誉一落千丈，淮系军阀再也无法与他抗衡，此时的刘坤一在朝野中的地位如日中天，一言九鼎，已成了名副其实的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清廷的决策，清廷和外国列强都对他另眼相看。

　　戊戌变法后，光绪二十五年，荣禄与慈禧阴谋策划废黜光绪帝，立溥俊为大阿哥，当时朝野汹汹，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慈禧有这种想法时，担心有人反对，于是荣禄给她出主意，先行密电征询重要疆臣的意见，看看反应如何。慈禧答应了，于是由荣禄致电两江、湖广等总督。面对这一切，当时满朝文武看着浑身发抖的光绪皇帝皆一声不吭，作壁上观，惟有刘坤一上奏朝廷反对，足见他的胆识。据传刘坤一得电后，即约张之洞会衔电复，认为坚决不行。张之洞开始也表示赞成一起上书，但是斟酌再三之后又反悔了，奏折已经发出，他又中途追回，将自己的名字划去。刘坤一于是一个人上书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义民，必起义愤”。荣禄拿着刘坤一的电报面奏慈禧，慈禧看后半天默不出声，迫于刘坤一的威望和实力，最后可怜的光绪皇帝才得以保全。“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一时成为名言。刘坤一在政变之后所具有的胆识，是当时的朝廷大臣和地方督抚所少见的。

　　到了1900年清廷向各国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电令南方各省封疆大臣率军北上勤王，对外开战。鉴于刘坤一当时的威望和性格，慈禧还亲自告诫刘坤一：“中国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贰!”刘坤一坚决反对同外国开战，接到命令后于是回答道“此乱命也”，意思就是说这是有人假传圣旨，根本不予理睬。接着，刘坤一联合张之洞、李鸿章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倡导“东南互保”。清政府宣战诏书发表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相互约定扣押这道谕旨，防止泄漏消息，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拒绝参加这场荒唐的战争。于是出现了一个国家政府对外宣战，而半个国家的地区保持中立的奇观。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毕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事后慈禧不得不对刘坤一的做法表示赞赏，承认刘坤一等“互保”之举是“老成谋国之道”，声明查销此前的“伪诏”。事后，刘坤一不仅没被怪罪，还被加封太子太保。这种疆臣抗旨不但没有得到惩罚反而受到嘉奖者，终清一代唯此一例。

　　当时刘坤一反对同外国开战，力主合约，以保东南半壁江山免招战火。但当时的长江钦差李秉衡却与刘坤一的意见相左，刘坤一心中暗暗担心自己的策略无法实施，总想想个办法支走他走就好。有一天，刘坤一狡黠地对李说：“如今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京师危在旦夕，老夫深受国恩，一心一意想北上勤王，希望把两江总督的位置让给你，怎么样?”李秉衡一听，慷慨激昂，非常气愤地说：“我心中早就有这种想法了，就是您不说，我也想以死来报国。北上勤王的事情，我去就可以了，不必麻烦您老人家了。”过了几天，李秉衡就率领军队北上了。刘坤一对人说：“李公这次北上勤王，是国家之福啊!”大家疑惑不解，有人就问其中缘故，刘坤一笑而不答。没过多久，就听说李秉衡战死的消息，而刘坤一也得以实施他的“东南互保”的策划，最终保全东南半壁。

　　刘坤一晚年还被称为变法大臣，但他与新法的关系很微妙，也很有趣。

　　1895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成立，作为封建官僚朝廷忠臣的刘坤一还曾经给各督抚发函，表示支持，并捐500两银子列名入会。强学会自成立之初，影响非常大，李鸿章也曾想投机入会，但终因名声太臭而被拒绝。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时，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各省的督抚，讲新政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对新政抱敌视、否定的态度。刘坤一的态度也颇暧昧，表现也不很积极，他认为光绪的变法步伐太快，过于“躁进”，对于光绪帝下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不见半点动静。当光绪帝再次发电报下旨催问时，他竟然诡称“部文未到”。光绪帝踌躇满志变法，竟然得不到大臣的支持，于是下诏把刘坤一严厉斥责一番。

　　但是等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守旧派群起攻击西学，厉言要尽撤各地学堂会馆时，维新人士、帝党臣僚大都敢怒不敢言。这个时候，却只有刘坤一挺身而出，以两江总督的身份上疏朝廷，疾呼西学不能尽废，学堂不得停办，农工商等会馆名不在禁例更不能尽撤，保全了江南维新成果。同时，他又不顾忌讳力保光绪而上了《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被帝党集团认为是唯一持“正论”的督抚!

　　不但如此，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等六人以身殉法，康有为等流亡海外，这个时候，刘坤一又上疏慈禧太后请求“曲赦康梁”。这在当时无异于摸老虎屁股，这样的事晚清王朝也只有刘坤一一个人敢做。

　　事情远没有结束，1901年，刘坤一竟又与张之洞一同连续3次上疏请求朝廷变法，主张以兴学为首务，整顿中国旧法，兼采西方法律，时称“江楚三折”，掀开了晚清变法的序幕，引发了其后轰轰烈烈的立宪风潮和辛亥革命运动，改变了晚清历史进程。上疏虽是张之洞执笔，但思想是刘坤一的。至此，刘坤一已由一名汉族封疆大吏，摇身一变，成了清朝末期的改革者和变法者!

　　强学会成立时，刘坤一积极入会;“百日维新”时，朝廷实行变法，他却不积极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又抗旨维护江南“百日维新”的成果;慈禧太后想废掉光绪帝，偏偏是他上书坚决反对;慈禧太后怂恿义和团对抗外国，他却在江南镇压义和团运动;慈禧宣布对八国联军宣战时，他却拒绝执行命令，公然跟朝廷唱对台戏，在南方倡导“东南互保”，跟外国“议和”。但1902年，刘坤一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清廷给他的谥号偏偏为“忠诚”!值得世人玩味。刘坤一去世后，当时东南名绅张春赠联挽之：“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唯谨慎，咸同两朝，众贤之后，新宁有光”，推崇备至。

　　刘坤一还是晚清洋务派头目之一，于两江总督任上，在经济、教育方面建树颇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大都与他有渊源，有专家学者认为近代江苏之所以在教育、经济走在全国前面，与他当年的作为有很大的关系。

　　江苏无锡荣氏家族是在20世纪初崛起的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奠定荣氏商业世家基础的便是国家副主席主席荣毅仁的父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后来成为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创业之初就曾得到了刘坤一的大力支持。

　　1901年，荣氏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选中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作为建厂地址办面粉厂。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也是全国第五家面粉厂，所以破土动工之时，轰动全城。

　　可是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的知县孙襄臣也是个糊涂蛋，不问是非曲直，居然在开工之日下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不知何故，后一打听原因，真是既气愤又好笑。荣德生只得到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稽之谈：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中间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井水不犯河水，根本互不相干，何曾破坏风水。但县太爷根本不听，没办法，荣宗敬想到自己办厂有两江总督衙门的批文，有理走遍天下，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积极倡导洋务办实业，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

　　果然，刘坤一又下了批文，要求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孙知县并不买帐，反而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头去，是扫了他的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便一直拖了下来。荣德生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又向两江总督反映情况。这样一来二往，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故意一拖再拖。就好像今天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了当年的11月，刘坤一也被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理无方，先行摘顶，以观后效。具呈阻挠人，查取职名，听候详参。着刻日详复!”措辞非常严厉，来真格的了!这一来把这个孙知县吓坏了，他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账绅士，叫他们别再闹了，否则不但自己的乌纱帽保不住了，说不定大家还会有牢狱之灾。

　　刘坤一混迹官场达四五十年，其官显位高，一生经其手出入款项数千万计，然其并无田产积蓄，死时也不过是中产人家。比之曾氏兄弟丑名闻天下，李鸿章、盛宣怀谋私图利声名狼藉，实有天涯之别。

　　今天新宁一中所在地曾是刘坤一故居。一中校园平面图基本呈四方形，四面围墙围住，但在东北角缺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围墙在这变成了弯的，据说这块空缺处还有一个故事。

　　当年刘坤一在朝廷做大官，家人便在县城新修了一个大宅子。但是在修宅子时与一杨姓因宅基地发生纠纷，打起了官司。家里人想到刘坤一在外做大官，这点小事难道还摆不平?于是写信给刘坤一要他给当地官员打招呼，把这块宅基地拿过来。刘坤一在回信时，附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中收到这封书信之后，见刘坤一是这个态度，也只好作罢。刘坤一位居高官，对邻居却谦和如此，其胸襟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有些作威作福的贪官跟他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尽管刘坤一为官清廉，称得上是封建社会清官的楷模，但因当时官场腐败，清廷摇摇欲坠，刘坤一久居官场也难免招来非议。当时社会有一些有关他的传闻，比如清代葛虚存所著《清代名人轶事》就记载一件趣事，不妨读之一笑。

　　甲午之战后，李鸿章声名狼藉，慈禧太后想让刘坤一坐镇北洋。但刘坤一认为此官难做，鉴于昔日刘长佑、曾国藩、左宗棠等在北洋任上及军机处的尴尬局面，以及当今之李鸿章招来千古骂名，不想自取其辱而冒死坚决推辞。当时后党掌权者是荣禄，荣禄不学无术，诏令批示，一切委托连文冲来办。连文冲本是军机处帮领班章京，善于谀媚，因此很得荣禄喜欢。刘坤一为了回任两江，不得不走荣禄的后门，但是当时荣府门槛太高，无缘得见，于是只得去结交荣禄的幕友连文冲，但是两次求见也都没能成功，不得已求见连文冲的幕僚某某。该幕僚为人非常狡猾，等连文冲回来，该幕僚便说起刘坤一求见之事，连文冲点头答应。第二天，该幕僚便向连文冲打听当天所办之事，连文冲说：“荣相奏请，以刘坤一回任，竟得俞允，余无他事。”过了一天，刘坤一又去了，该幕僚便向他祝贺说“事情已经办妥”，并且暗示刘应该有所表示。再过了一天，刘坤一又来了，并带来银票2万两，请该幕僚交给连文冲。该幕僚竟然将这2万两银票据为己有，对连文冲绝口不提银票之事。后来连文冲请客，刘坤一前往，两人见面时，连文冲根本没提及银票之事，刘坤一也不便明说，心中怀疑对方嫌2万两太少，于是一天之后又送来银票2万两，仍然通过该幕僚转交，这次该幕僚从中私吞1万两，然后对连文冲说：“刘制军送了银票1万两。”连文冲根本不知自己早就被幕僚所骗，还从中拿出2000两给了该幕僚以示酬谢，自己得了8000两。半个月后，该幕僚突然借故辞职，带着3万2千白银逃之夭夭。1900年，连文冲因为纵容义和团而被贬到江西任知府。当时两江总督恰巧是刘坤一，连文冲便持下属的礼节去拜见刘坤一，希望刘坤一能念及当年的恩惠，帮自己一把。但刘坤一认为连文冲罪大通天，爱莫能助予以拒绝。连文冲怀疑刘坤一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不肯出手相助，于是慷慨激昂地说自己“生平未尝妄取一钱，而为人谋则无不忠，何以今日患难，人竟不我援手!”刘坤一一听便讽刺说：“当年我送你2万两银票，你都嫌太少，还想要我再送2万两才肯满足，今天竟然说什么‘不妄取一钱’，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连文冲一听，如坠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回答。见此，刘坤一便详细地叙述当年的情况，此时连文冲才恍然大悟，自己被幕僚算计了，追悔莫及，大喊冤枉，但为时已晚!

　　湘军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留给了世人太多的是是非非的议论。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但同时又在抵御外辱、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一个省的地方武装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在历史长河中上演了极其悲壮的一幕。一个世纪过去了，流逝的时间早已冲淡了当年的血与火，恩与怨，但湘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远未平息。刘坤一作为晚清湘军最后一根台柱，虽然未能将湘军这面大旗继续举下去，甲午一战成了湘军在历史舞台的谢幕，难免让人扼腕叹息。但在历史危亡之际，刘坤一对现实能有一个较清新的认识，高擎变法大旗，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再一次诠释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又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抗圣旨，保住中华半壁江山

　　李龙生

　　清朝律法，违抗圣旨者诛连九族。天下有谁敢违抗圣旨吗?谁愿自己亲戚九族被诛灭呢?可清朝就有这么一个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违抗圣旨，甘愿受诛连九族之天下大灾，只为保护中华东南半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人是谁呀，就是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的崀山人刘坤一。

　　清廷正在戊戌变法之际，维新派失败，守旧派当权，愚昧之朝臣竟相信义和团果有神术，足以扫除外人在中国之势力。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迅速扩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义和团自山东北上，布满天津、北京及保定一带。四月间，开始焚烧教堂，杀戮教士、教民，举凡与西洋有关的事物，均一概仇视，甚至拆毁各地之铁路电线，烧洋楼及焚洋书等等。五月间，日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在北京被杀。

　　在义和团进行种种暴动时，西方各国知事态严重，已准备对中国用兵。而中国一班无知的亲贵大臣与顽固守旧之士大夫，咸认此乃洗雪国耻之良机，于是群起激昂，竭力主张战争。再加上满清皇室由于外国干预废立而痛恨外人的因素，遂作出失掉理性的盲目决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下诏，向凡与中国有交涉的各国宣战，同时下令围攻各国使馆，撤回驻华使节，令各省督抚焚教堂，杀教士、教民。于是事态极端严重恶化，整个中国北方都处于战乱之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义和团变乱逐渐扩大之际，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首，会同张之洞等曾上奏竭力要求西太后勿信其邪术可以保国，宜“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但清廷不为所动，故对外宣战诏令下达时，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的督抚均不遵从焚教堂及杀教士、教民等无理性的乱命。

　　另一方面，当义和团事件迅速扩展时，列强胆战心惊，尤其英国深惧义和团实力发展到它的权益核心地区的长江流域，故在1900年6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致电外交大臣作如下的表态及建议：

　　“我们必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我有充分信心，若他们能够信赖帝国政策的有效协助，那么在他们区域内，他们将要做到他们能够做到的来维持和平。”

　　英外交大臣即复电，授权他：“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假若他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他将受到帝国海军的协助，同时给湖广总督‘一个同样的保证’。”6月16日(阴历五月二十日)英国派军舰二艘分别开往南京和汉口，向刘坤一、张之洞传达英国政府的意见，并保证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秩序。站在英国的立场来说，这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刘、张的关系，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以确保英国的权益。刘坤一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底在英国人的游说下，曾一再奏请清廷采取与英国联盟之外交政策。次年十月二十六日，英人绅贝尔福氏曾到南京会晤刘坤一，建议由英国派人来华，参与编训军队整理财政的工作。但绅氏此行的目的，主要在运用他的影响力，与刘坤一接触，希望能得到刘氏的协助，以保持英国人在长江流域的权益。故刘坤一自光绪二十三年冬季以来，受到英国人的影响较深，更审度时势，权衡利害得失，因而加强了他的联英之外交观念。尤其在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既得到英国政府公开支持他“维持次序”，自然是求之不得。在刘氏来说，他一方面又必须设法防止义和团势力向东南地区扩展，而避免列强军事力量入侵长江流域，燃起战火，蹂躏东南半壁。如与英国合作，既可维持东南局面之安定，又可兼顾英人之权益，及维护双方之良好关系，实一举而两得。其次，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基本立场，亦与刘氏相同，故在应付义和团变乱期间，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现的合作无间。彼等与英人接触后，立即电告清廷驻英公使，请求代他们向英国政府保证，将竭力稳定局面，及切实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之权益。继英国之后，美、德、法等国亦采取同样的行动，通过局部外交途径，希望使他们在华的利益同样受到保障。这种行动可以说是策划“东南互保”的前奏。

　　刘坤一与张之洞既要得到英国的支持，因而在义和团事件中大胆决定选择与外国合作，以稳定局势的局部外交措施。故他面对正在激变中的局势，足以尽力保护东南各省的安全，避免卷入战争漩涡，并以稳住各国、添兵自守、防止暴乱等，作为主要指导方针。当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三日，即五月二十二日，刘坤一曾致书张香涛(张之洞)制军，表明他的态度及应付的主要措施：

　　“敝处亦两电荣(禄)、王(文韶)。初次云:拳匪势炽，洋兵迭进，董军又妄杀委员，大局危急。坤一属电奏请速剿匪，闻仍主抚，并禁洋兵进京，再来即由裕、聂力阻，显与各国为难，必酿大变。一国且不敌，况各国乎!为今计，惟有电李(盛鲜)使谢委，稳住各国，宣示剿匪，或可转危为安。若仍信拳匪，恃以拒洋，全国糜烂，不可收拾。”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之诏令下达后，刘坤一与张之洞拒绝执行上命，并采取措施，尽力保护外国机构、教堂及洋商等。刘坤一并于是日分函鹿传霖中丞及巡阅长江钦差大臣李秉衡，对清廷宣战上谕作出表态。在致鹿中丞函中谓：

　　“目前计惟力任保护，稳住各国，暂保长江，以期北事转机。若再鲁莽从事，各国兵舰转舵南攻，危亡即在旦夕。现与各国领事密商，使其互相牵制，免遽决裂。”

　　在同一时期，致李秉衡函有云：

　　“此次拳匪召祸，患在政府不肯主剿，致动全国之兵。……京、津危急，大局不支，东南若再有事，则全局糜烂……就目前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

　　是以“力任保护，稳住各国”八个字，是刘坤一对清廷误用义和团惹起滔天大祸的应变方针，也成为“东南互保”座右铭。

　　此时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正在上海。他同洋官、洋商及洋务派的大员有密切联系，在义和团变乱日炽之际，他与刘、张合作，在列强驻上海之外交官员及东南各省督抚之间穿针引线，出谋划策，应付变局。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并筹划“维持秩序”、“力任保护”、“稳定各国”之适当措施。当时，董福祥军及义和团正在围攻北京外国使馆，消息隔绝。南北中外讯息，全由上海转达。而各国驻华代表，亦只靠驻上海领事传达消息，以观察局势变化而已。五月二十八日，盛宣怀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他的应变方案如下：

　　“……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刘坤一)、香帅(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属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财产为至要。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此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国亦难。”

　　刘、张接电后均表赞同。五月三十日，盛宣怀、余联沅与各国领事开会议论所拟就之“东南互保章程”。其主要规定有二：(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二)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互不相扰。

　　经过此次中外会议，各国领事对刘坤一、张之洞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下，致力于保护长江流域地区和平及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与一切利益，深具信心及安全感，使他们不必考虑在东南用兵，而多生枝节。故刘坤一的“稳住各国”以免东南地区受到战争摧毁之外交措施，是获致成果的。另一方面，刘坤一、张之洞所以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及冒斩首抄家之险，坚决拒绝执行清廷的“宣战上谕”，及未经清廷同意，而径自与各国领事进行局部外交活动，并制定“东南互保章程”，力图摆脱因义和团变乱而导致列强军力扩及东南半壁，以维护局部地区之和平。这种胆大妄为的行动，已完全放弃了一个封疆大臣对中央政府所应负的职责及漠视王命。简而言之，即是背叛朝廷，自行其是。在当时来说是一种罪大恶极的叛逆行为，但刘坤一等人却不顾一切地敢作敢为，就其原因，并非完全基于他们所具之勇敢、机智与果断的气概，其主要推动力则在与已获得英国政府的保证，支持他们“维持次序”。自然敢于冒龙颜而在错误的战争中权衡轻重，选择一种合理、正确而有利的独立行动。这的确是一种精明而理智的决定，而这种决定所造成的影响是重大的，正如盛宣怀所说“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挽回全局”，是言符其实的。

　　在义和团动乱期间，刘坤一、张之洞均能严格遵守“东南互保章程”精神，并以积极的行动去认真执行该章程的规定。如刘坤一曾调动军队，驻扎徐州和皖北一带，以阻止义和团南下。张之洞则在两湖境内张贴镇压叛乱的告示：“造谣闹事，即做匪论，严行查拿，立正典型。”刘坤一的告示亦略同。他在六月二十五日致徐州、皖北镇道函中，要求地方官员对制造变乱分子格杀勿论，并认真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他强调：“奉旨令飭各省认真保护各国教士、商民，剿办乱民之匪徒，……如有匪徒造谣闹事，拏获立予正法。”此外，刘坤一又宣布有关军火、军饷什物等必须完全用在剿匪方面，决不接济北方，作对外作战之用。所以长江流域在刘、张大力镇压、严密控制之下，属于义和团的滋事分子未能制造变乱，北方之暴乱亦未见蔓延于东南，此乃刘、张之最大努力从事“力任保护”之功也。

　　另一方面，刘坤一为了在外交上实现“稳住各国”的目的，除了在行动上认真做到“力任保护”之责，博取外人信心外，对外国各领事及在华代表警惕局势恶化的心理，亦体察入微地做些细致工作。如在六月二日当清廷下诏对各国宣战的消息在上海普遍传播，人心波动之际，刘坤一生怕这种人人自危、不知所措的低沉情绪，会使外人受到感染而动摇其对“东南互保”的信心，甚或导致外国向东南用兵的恶劣局面。为了安定外国人心，慎防“变生掣肘”，于是即致电张之洞，强调双方坚定合作的诚意，及共同采取应有措施以加强外人对“东南互保”的信念。电文云：

　　“无论北事如何，敝与公一日担承，仍照原议办理，断不更易。祈公电宣等以坚各国之信。”

　　后来，张氏致电盛宣怀。盛氏即将刘、张重新强调坚决实践“东南互保章程”、“力任保护”方诚意转达外国各领事，即获良好表态。对方谓“互保”之事不变，则各国无意向东南进兵。刘坤一对各国领事重提不致用兵长江保证，感到十分满意，曾复电盛宣怀云：

　　“江鄂办法，本是尊旨保守疆土，各国尽可放心。尊意甚当，只合握定此义办理，将来大局转圆，恐亦非此不可。”

　　六月八日又分别致电英、德、俄、法、美、日六国领事，再提严守“互保”之约，保护洋人，亦盼外国幸勿动兵东南。刘坤一之动机，端在安抚外人之心，以消除其对时局之忧虑，避免出现突变，用心良苦。其电文谓：

　　“各国政府允如保护洋人，可不扰及东南各省。各国水师在大沽会议，亦谓专弹压拳匪及自求本国人。”

　　由此可见刘坤一在“东南互保”的问题上，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但本身完全做到按照规定维持秩序及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而且经常戒惧、深恐发生变化及招致外国用兵东南，故尽量运用外交手法，以安抚及霸縻外人，极力达成“稳住各国”之目的。刘坤一用心之苦可见之矣。在彼之影响下，张之洞亦与之衷诚合作，共同努力维持东南地区之稳定，使因义和团变乱而激起的中外战争，不致波及于东南半壁，保存国家部分地区之元气以挽救全局。在这方面，刘、张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尤以刘坤一能得到英人的信任与支持，实事求是地采取切合时宜的外交措施，更使外人赞赏。彼处于被动地位而积极争取主动，并使外人在忧心局势恶化、疑虑发生之际，刘坤一更以实际行动予以应有的安抚，免其变志，而妨碍大局之安定。此时刘坤一在外交上敏锐、灵活及慎重的表现，可证明其外交观念及措施已步入炉火纯青之境界也。

　　由于“东南互保”在短时间内对长江流域局势之稳定，已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等亦宣布加入“互保”。因而“维护秩序”的范围扩大，更有利于局势的转圆，使东南半壁安如磐石。六月十八日，许应与俄、英、美、德、法、日等六国领事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要在其权限内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人谣言”，“须认真予以逮捕及惩戒”。东南督抚参与“东南互保”的行动，表面上与清廷“宣战”上论背道而驰，依照传统的忠君观念，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欺君叛国行为，但其目的在镇压暴民，防止中外战事之扩大，避免生灵涂炭，而所付出之代价仅在保障外人之生命、财产之安全及维护列强在华之既得权益而已。故清廷接到他们实行“东南互保”的奏报时，反认为“意见正复相同”，而同意他们的做法。

　　所谓“意见正复相同”，就是在北京方面亦同样采取保护使馆、教堂的措施。在宣战四月后，西太后就下令停止围攻使馆，并不断将围攻使馆的义和团调离北京。因而义和团虽围攻使馆56天，西什库教堂被围攻63天，都未能攻下。西太后后来自己供认：“处处都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来的道理?”原来，她在发布“宣战”上谕不久，即对义和团感到危机，反而对列强还存有希望，故下谕停止向使馆进攻，并派荣禄赴各公使馆商议和局。此后忽停忽攻，态度反复无常，其内心充满矛盾，无固定之方针，只凭个人之喜怒及感受而意气用事，焉能不败。当时在朝廷方面既有和意，对于刘坤一、张之洞等大臣在东南亚地区所进行的“东南互保”的行为，自然不会深责，只能予以谅解或同意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日、俄、英、德等八国决定增派军队，大举赴援。六月十七日，在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指挥下，向天津施行总攻击。次日，天津失陷。西太后极为恐慌，乃于六月十八日正式派荣禄向使馆求和，又派人送粮食、蔬果、西瓜、水果、酒等大批食物给使馆，表示慰问。七月初十，八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七月十三日联军攻陷北京城。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西太后偕光绪帝仓惶逃出。在逃经太原，前往西安途中，西太后一面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与各国议和，另一面在八月十四日，宣布剿匪上谕，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义和团，责成各地带兵官务要痛加铲除拳匪。由是西太后委过卸责之丑态毕露矣。

　　此时联军继续自北京向外扩展。闰八月二十六日，南下陷保定，九月二十六日，西上取宣化。西太后等逃往西安，北方陷入无政府状态，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各国公使一致提出通牒，要求惩办首祸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员、辅国公载澜及毓贤等十二人，始肯停战谈和，但未见清廷有所反应。当时刘坤一与张之洞为了尽早安定人心，挽回大局，遂联合西安行在军机处，要求清廷认真考虑各国公使惩治首祸的提议，以表示议和之诚意：

　　“近日各国国书皆以惩首祸、请回銮两事，并举在京各国公使，身受困厄，自必逞其愤怒，要求无厌，必定回銮，方肯停兵开议。……认定重办祸首，即速再通书各国，力言真心悔过。……切恳各国之王速即节令停兵开战，以复旧好，尤为得力。惟以重惩首祸，方足为真心悔过之据。若无实议，通书亦恐无益。”

　　清廷深悉在策划“东南互保”的过程中，刘坤一与张之洞乃主要推动者，且与各国领事关系密切，故在九月底，即使议和全权代表李鸿章及奕劻速与刘、张会商议和之策。其后刘坤一与张之洞为了打开停战议和之门，再度将外国领事的惩治首祸以表示诚意的意见，向清廷陈述，并指出毓贤与董福祥二人乃最为各国所痛恨之祸首，如不惩办此二人，则难息外人之愤恨，停战议和亦无门可入。他们再向西安行在军机处致电云：

　　“近日法副提督巴爱美等，德提督盖其蕃、总领事克纳欠等，英领事系德雅等先后来坤一署相见，首问回銮何日，总以祸首先惩办，毓贤、董福祥罪情尤重，必须骈诛。……毓贤、董福祥最为各国切齿，坚请必置重典，语气大为决绝。……且八国战舰麇集吴淞，若并力进攻沿海各省，实难抵御。……皇上宸衷独断，立赐施行。纵或董福祥暂难严惩，亦应设法夺其兵柄，远离辇毂，以释各国之疑。”

　　自上述引文，可见刘坤一与各国领事、海军将领接触频密，彼等每月疑难或要求，必与刘坤一咨商或询问。外人对之信心较强而关系亦密，故当时刘坤一在外交上实占一重要地位。而在晦暗及动乱时期，他对中外关系之沟通贡献至大。此实基于其在晚年从政时期对远东国际政治认识较透彻，在量度得失、权衡轻重或谋远处之构想下，因而形成了他的“联英”外交观念，并通过义和团变局，而坚决执行以维护英人权益为首的导致与列强共谋抑止战乱、和议息争的外交措施。不过，就中国传统之对外观念而言，或与“民族大义”之基本原则相处，而视刘坤一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问题人物。但在强弱悬殊又回天乏术之形势下，仍不度德量力，徒恃赤手空拳而振臂疾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正义口号，乃坚持僵硬之意识形态，置国计民生于一隅，而作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之孤注一掷，于国于民又何所裨益?不若忍辱负重，徐图后计耳。故就当时而言，刘坤一以高度智慧所形成之“联英”外交观念乃坚决实行“联英”措施，实足以稳定东南半壁山河，进而化干戈为玉帛，谋求全国局势之转圆。不但清廷可苟延残喘，而拨乱反正、此乱息争始可导致和平安定之局面，对于庶民实有大利。是以刘坤一不失为一务实而具远见之开明政治家。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在刘坤一、张之洞的授权下，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议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慈禧外传》记述：由北京至西安以及返回京城的途中，慈禧太后均深切关注农民的贫苦、百姓的流离，她慷慨解囊，给山西发放巨额赈灾银两，还对皇帝说：“以前在宫中，不知小民之苦至于此。”在西安时，光绪帝可以更多地参与国事，享受到了自戊戌政变以来最大的自由。尽管太后时常与商议政事，有时也采纳他的意见，但在一些重要事务决策上，光绪帝仍旧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他的脾气仍旧喜怒无常，因此许多政府高官凡事都宁愿禀奏太后。这一时期，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太后满足了光绪帝的要求，即任命他以前的师傅孙家鼐为军机大臣。1900年选立大阿哥时，孙家鼐觉得这无异于废黜光绪帝，于是便毅然辞职。闹义和团期间，他一直居住于北京家中，后来家里遭人抢掠，如果不是荣禄及时救助，恐怕他早已遇害。同时入军机处的还有鹿传霖。义和团开始围攻外国使馆的时候，鹿传霖是江苏巡抚，带领三千军卒北上勤王。他还没到北京就听说京城已被洋人占领，于是便遣散队伍，回直隶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然后西往太原府护驾。太后见到他非常高兴，任命他为军机大臣。鹿传霖一直到1910年8月26日去世始终没有出军机处。而且，他与中国朝廷许多高官一样，无论在义和团前还是之后，对于国事政策及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始终如一，没有任何改变。鹿传霖身为江苏巡抚，却擅自带兵北上勤王，此事说明中国各省封疆大臣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只有他们手腕强硬，都可以成为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因此，当时两江总督和两湖总督等人竟然大胆违抗太后旨意，不愿与外国开战，签约《东南互保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