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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廉吏刘长佑
发布时间:2016-09-26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周晓波

周晓波

  同治七年(1868)正月,一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被朝廷罢黜直隶总督一职,带着随从南归湖南新宁。直隶官绅凑集资费银子三万两赠送,黑脸汉子一律推辞不受。众人悄悄将银子送到德州,黑脸汉子察觉后,仍旧退还。二月,黑脸汉子路过金陵。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想起黑脸汉子为官清廉,囊中羞涩,随从必然饥苦不堪,本想馈赠银两,又怕黑脸汉子不接受,弄得尴尬没趣;如果不送,黑脸汉子回家之路千里迢迢,必要的花费不可缺少,怎能应付?曾国藩一时陷入两难境地,不知如何办才好。曾国藩一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曾国藩派员携带白银三千两跟随黑脸汉子一同南归,沿途每天按人口分别将银两发放到每一个随行人员的手里。曾国藩这么做,黑脸汉子不好拒绝。四月,黑脸汉子经过长沙,因为车队随从稀少朴陋,有同寒门素士,大家都不知道路过的是封疆大吏。湖南巡抚刘昆非常敬重,以“大臣清简,近今罕见”表奏朝廷。

  这个黑脸汉子就是历任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云贵总督的刘长佑。北宋清官包拯,因为脸黑,被称为“黑包公”、“包黑子”。刘长佑也因为官清廉和脸黑,人称“黑大人”。

  刘长佑,湖南新宁人,楚军第二任统帅,湘军先驱,践行“不冶游、不贪色、不敛财、积德行善”的诺言,一生不纳妾,仅娶元配李氏,是有口皆碑的清廉官吏。1935年,湖南省政府选定湖南古今乡贤三十人,刘长佑名列其中。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刘长佑对待自己,严格得近于“刻薄”。公事之余,他只写字看书,没有别的什么不良嗜好。因为书法造诣深,向他求取墨宝的人很多,有的甚至许以重金,可是想得到他的墨宝,却难以上青天。除朝廷的薪水外,绝不苟取丝毫。厨房中无故不杀生,每天粗茶淡饭。身上衣着,力求朴素俭约,一件布衫,穿了很多年,补了不少补丁。在江西、安徽军中,夏天无葛,冬天无裘,行囊中仅有一件布棉袄。任直隶总督时,儿子思询觉得父亲体弱有病,难以抵御天寒地冻,便买了一件白色狐裘,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后来,因为天气实在恶劣,刘长佑不得不穿上狐裘。但他仅有这一件狐裘,长年累月穿着,不但弄得很脏,膝盖及坐处都被磨穿,每年都要修修补补。在营中阅兵,不管风雨霜雪,从来没有披过全红斗雨衣,巡阅经过的地方,如果有帐布铺地,虽是粗毡,也必令撤去。有次出巡,在安肃高碑店住宿,客店很狭窄,随从认为太不方便,请求到松林去住宿,刘长佑没有答应。思询私下里问父亲为什么,刘长佑说:“你们不体量人情,地方官已经供备于此,却以褊狭为由改变地方,使地方官心生疑惧,惶恐不安。何况只住一个晚上,有什么不可忍耐的?”在宣化箭道巡阅时,支起的帐棚又矮又窄,当时正值酷暑,思询偶然抱怨了一句“太热”,刘长佑就责备他说:“你离开营盘几日,当是高堂大厦逸豫惯了。”

  衙门里的事情,无论大小,所有文案刘长佑都要亲自过目过手。应及时处理的,都饬令抓紧赶办,严禁稽延。在直隶清理积案,力行戒除因循推诿之风,规定州县审办命盗各案,均有一定的期限,各司审勘核转,也都有期限,不容许逾越。每天都要披阅文书至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书房之中,悬挂着“以尽心为快心,以勤事为省事”的条幅,作为座右铭,时刻戒勉鼓励自己。从同治四年三月至同治五年二月,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清理积案六百余起,办结新案一百余起,使直隶政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

  刘长佑不但对自己“刻薄”,对家人和亲友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夫人每天率领家里的女仆种植蔬菜、纺纱织布。几个儿子,都穿粗布衣服,只以读书为事,如果哪个影射招摇,一经察知,立刻打发回故里。凡是家里使用的人,每月发给薪水等费用,严禁接受下属官僚的馈赠及节寿礼仪。因此,有的人跟随他二十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宅院大门,有门房把守,出入之人,必须挂号登记。每天夜里,刘长佑亲自按薄稽查,凡是没有按时离开的,都要将其斥责逐出。据清人邓辅纶等人所著《刘长佑年谱》记载:“公履任,即关防、禁弊窦、家人日给工食,不许受陋规。宅门有号册,自按簿稽核,不得妄出入。李夫人至署,日督仆妇种蔬织纺,如乡居焉。”

  刘长佑官至总督,掌管一省甚至数省,前来寻求谋取一官半职的亲友乡党非常多,刘长佑一概赠送银两将其打发回家。任直隶总督时,内弟李宝臣来了,求一差事,刘长佑没有答应。李宝臣死缠烂打,刘长佑无奈,只得用一千两银子为李宝臣在别处捐了一个官职。侄儿思详闻讯,立刻赶到直隶求官。手板手背都是肉,刘长佑只得同样花钱为其捐了个官。当时花钱捐官是符合朝廷规制的,而为亲属在辖区安排差使,则是以权谋私。

  每次战役结束,刘长佑向朝廷保举请功,武将必有诸如收城克邑的战功,文员必须在事年久、有实劳佳绩者。楚军在宝庆同石达开激战,儿子思询带领千余人,独当一面,颇有战绩。可是,刘长佑始终不为思诣乞求恩泽,在向朝廷的所有奏表中,一概没有思诣的名字。湖南巡抚骆秉章事后查访,得知思诣战功显赫,于是向朝廷保荐,思诣才得主簿之职。亲兵鄢世堂勇冠诸将,又屡次从乱军中冒死救得刘长佑性命,然而,刘长佑知其粗暴,又不通文墨,只是每次任职时,让其跟随左右,并不为其请官。

  刘长佑对自己和亲人十分苛刻,对下属和士卒却特别的仁慈慷慨。每次战役结束,他都要犒赏士卒。犒赏需要银子,可是军费严重不足,他只好经常动用自己的俸禄。在广西当巡抚时,常以俸禄的一半劳军。在官衙接待基层觐见的学官、杂职等低级官员,总是和颜悦色,开诚与言。他之所以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非是不足尽其所怀”,“地方民隐,学官有心者知之或真于州县。”刘长佑对下属特别善于奖励诱导。在直隶,巡视路过怀安,向知县邹振岳询问民情。邹振岳答道“民情安静,惟职初抛书本,不谙吏治耳。”刘长佑说:“留心民事,不离书本,正仕学相资处也。”再问词讼,邹振岳答道:“初到时少,今反渐多。”刘长佑说:“初到任,不知官严否、明否,故少。既而多者,君剖判得情,事事求官断也。词讼由少而多,再由多而少,则政成矣。”

  刘长佑从来不收别人送的礼,凡是向他行贿的人,不管送来的是什么稀罕宝物,他总是指着那些东西摇头笑道:“皆不识也”,丝毫不受。任云贵总督时,有人用玉石镶嵌的两幅宝屏献给他,被他严词拒绝。其人遭到拒绝,并不知趣,死磨硬泡,纠缠不休。刘长佑训斥道:“必欲我受,当饬司局估价归官耳!”那人这才拿着礼品悻悻而去。刘长佑的文房用具,不过是瓷锡器、书帖而已,世人所看重的珍玩古董,既不入手,也不寓目。一个定时表,是江忠义的赠物,佩戴了三十年。一方墨池,是李勇毅临别时送的。直到刘长佑告病回乡,没有接受过任何奇尤之物。

  刘长佑丢掉直隶总督一职,名义上是因为山东盐山、静海盐民鼓动饥民造反,其实,清廉、不谙官场游戏规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刘长佑对官场“潜规则”深恶痛绝,更以在皇亲国戚等权贵中寻找大树和靠山为耻,因而得罪了恭亲王奕䜣等不少朝廷权贵。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刘长佑受到同治皇帝的召见。这是非常荣耀的事,也是地方官巴结朝廷达官显贵、皇族公卿的良机,一般人会费尽心机,精心准备金银财宝、珍奇古玩,结交豪门权贵。可是,刘长佑毫无这方面的想法,两袖清风去京城觐见。正月二十三日,刘长佑入都,住在法华寺。军机处有人对他说,你新练六军,应当先去拜见恭亲王及军机大臣。刘长佑说:“从莅官来,未瞻天颜,不敢先拜客也。”恭亲王闻言,心中芥蒂油然而生。

  同治四年,刘长佑担任“山陵大差”(咸丰的葬礼)。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运筹帷幄,以致秋毫无警。天子十分高兴,前后召见四次,嘉其妥善谨慎,并谕示按例给予特殊奖励。然而,等到诏书下来,仅仅与其他办差文武员弁一样,恩赏普加一级。大学士官文来看刘长佑,论及此事时说:“承办此差,岂尚有所歉阙乎?”官文以为刘长佑铺张浪费,大把花钱,甚至中饱私囊,造成巨额亏损,引起了皇上的不满,因此没有得到特殊嘉奖。刘长佑沉吟道:“他似无所歉,独于要津贵人视扈,从常例馈遗稍简,以此为朝廷节减度支八九万两。”官文说:“此即公之所以不获如常例得邀殊奖者也。”刘长佑这才醒悟,自己想方设法为朝廷节约银子,却得罪了王亲国戚,难怪恭亲王府拒绝接受馈赠的二百两银子,是嫌弃礼金太轻了。

  刘长佑在直隶政绩斐然,却动则得咎,如履薄冰,最终被革职。有人这样评价刘长佑,说他不善为官之道,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性。然而,什么才是“为官之道”?如果投机钻营也算为官之道的话,充其量不过是“邪门歪道”。刘长佑的“为官之道”,决不是投机钻营之类的“邪门歪道”,而是“忠君爱民勤政清廉”的“阳光正道”。只不过“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这是封建皇朝的诡异命题,也是人治社会不可避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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