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波

　　同治七年(1868)正月，一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被朝廷罢黜直隶总督一职，带着随从南归湖南新宁。直隶官绅凑集资费银子三万两赠送，黑脸汉子一律推辞不受。众人悄悄将银子送到德州，黑脸汉子察觉后，仍旧退还。二月，黑脸汉子路过金陵。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想起黑脸汉子为官清廉，囊中羞涩，随从必然饥苦不堪，本想馈赠银两，又怕黑脸汉子不接受，弄得尴尬没趣;如果不送，黑脸汉子回家之路千里迢迢，必要的花费不可缺少，怎能应付?曾国藩一时陷入两难境地，不知如何办才好。曾国藩一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曾国藩派员携带白银三千两跟随黑脸汉子一同南归，沿途每天按人口分别将银两发放到每一个随行人员的手里。曾国藩这么做，黑脸汉子不好拒绝。四月，黑脸汉子经过长沙，因为车队随从稀少朴陋，有同寒门素士，大家都不知道路过的是封疆大吏。湖南巡抚刘昆非常敬重，以“大臣清简，近今罕见”表奏朝廷。

　　这个黑脸汉子就是历任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云贵总督的刘长佑。北宋清官包拯，因为脸黑，被称为“黑包公”、“包黑子”。刘长佑也因为官清廉和脸黑，人称“黑大人”。

　　刘长佑，湖南新宁人，楚军第二任统帅，湘军先驱，践行“不冶游、不贪色、不敛财、积德行善”的诺言，一生不纳妾，仅娶元配李氏，是有口皆碑的清廉官吏。1935年,湖南省政府选定湖南古今乡贤三十人，刘长佑名列其中。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刘长佑对待自己，严格得近于“刻薄”。公事之余，他只写字看书，没有别的什么不良嗜好。因为书法造诣深，向他求取墨宝的人很多，有的甚至许以重金，可是想得到他的墨宝，却难以上青天。除朝廷的薪水外，绝不苟取丝毫。厨房中无故不杀生，每天粗茶淡饭。身上衣着，力求朴素俭约，一件布衫，穿了很多年，补了不少补丁。在江西、安徽军中，夏天无葛，冬天无裘，行囊中仅有一件布棉袄。任直隶总督时，儿子思询觉得父亲体弱有病，难以抵御天寒地冻，便买了一件白色狐裘，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后来，因为天气实在恶劣，刘长佑不得不穿上狐裘。但他仅有这一件狐裘，长年累月穿着，不但弄得很脏，膝盖及坐处都被磨穿，每年都要修修补补。在营中阅兵，不管风雨霜雪，从来没有披过全红斗雨衣，巡阅经过的地方，如果有帐布铺地，虽是粗毡，也必令撤去。有次出巡，在安肃高碑店住宿，客店很狭窄，随从认为太不方便，请求到松林去住宿，刘长佑没有答应。思询私下里问父亲为什么，刘长佑说：“你们不体量人情，地方官已经供备于此，却以褊狭为由改变地方，使地方官心生疑惧，惶恐不安。何况只住一个晚上，有什么不可忍耐的?”在宣化箭道巡阅时，支起的帐棚又矮又窄，当时正值酷暑，思询偶然抱怨了一句“太热”，刘长佑就责备他说：“你离开营盘几日，当是高堂大厦逸豫惯了。”

　　衙门里的事情，无论大小，所有文案刘长佑都要亲自过目过手。应及时处理的，都饬令抓紧赶办，严禁稽延。在直隶清理积案，力行戒除因循推诿之风，规定州县审办命盗各案，均有一定的期限，各司审勘核转，也都有期限，不容许逾越。每天都要披阅文书至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书房之中，悬挂着“以尽心为快心，以勤事为省事”的条幅，作为座右铭，时刻戒勉鼓励自己。从同治四年三月至同治五年二月，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清理积案六百余起，办结新案一百余起，使直隶政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

　　刘长佑不但对自己“刻薄”，对家人和亲友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夫人每天率领家里的女仆种植蔬菜、纺纱织布。几个儿子，都穿粗布衣服，只以读书为事，如果哪个影射招摇，一经察知，立刻打发回故里。凡是家里使用的人，每月发给薪水等费用，严禁接受下属官僚的馈赠及节寿礼仪。因此，有的人跟随他二十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宅院大门，有门房把守，出入之人，必须挂号登记。每天夜里，刘长佑亲自按薄稽查，凡是没有按时离开的，都要将其斥责逐出。据清人邓辅纶等人所著《刘长佑年谱》记载：“公履任，即关防、禁弊窦、家人日给工食，不许受陋规。宅门有号册，自按簿稽核，不得妄出入。李夫人至署，日督仆妇种蔬织纺，如乡居焉。”

　　刘长佑官至总督，掌管一省甚至数省，前来寻求谋取一官半职的亲友乡党非常多，刘长佑一概赠送银两将其打发回家。任直隶总督时，内弟李宝臣来了，求一差事，刘长佑没有答应。李宝臣死缠烂打，刘长佑无奈，只得用一千两银子为李宝臣在别处捐了一个官职。侄儿思详闻讯，立刻赶到直隶求官。手板手背都是肉，刘长佑只得同样花钱为其捐了个官。当时花钱捐官是符合朝廷规制的，而为亲属在辖区安排差使，则是以权谋私。

　　每次战役结束，刘长佑向朝廷保举请功，武将必有诸如收城克邑的战功，文员必须在事年久、有实劳佳绩者。楚军在宝庆同石达开激战，儿子思询带领千余人，独当一面，颇有战绩。可是，刘长佑始终不为思诣乞求恩泽，在向朝廷的所有奏表中，一概没有思诣的名字。湖南巡抚骆秉章事后查访，得知思诣战功显赫，于是向朝廷保荐，思诣才得主簿之职。亲兵鄢世堂勇冠诸将，又屡次从乱军中冒死救得刘长佑性命，然而，刘长佑知其粗暴，又不通文墨，只是每次任职时，让其跟随左右，并不为其请官。

　　刘长佑对自己和亲人十分苛刻，对下属和士卒却特别的仁慈慷慨。每次战役结束，他都要犒赏士卒。犒赏需要银子，可是军费严重不足，他只好经常动用自己的俸禄。在广西当巡抚时，常以俸禄的一半劳军。在官衙接待基层觐见的学官、杂职等低级官员，总是和颜悦色，开诚与言。他之所以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非是不足尽其所怀”，“地方民隐，学官有心者知之或真于州县。”刘长佑对下属特别善于奖励诱导。在直隶，巡视路过怀安，向知县邹振岳询问民情。邹振岳答道“民情安静，惟职初抛书本，不谙吏治耳。”刘长佑说：“留心民事，不离书本，正仕学相资处也。”再问词讼，邹振岳答道：“初到时少，今反渐多。”刘长佑说：“初到任，不知官严否、明否，故少。既而多者，君剖判得情，事事求官断也。词讼由少而多，再由多而少，则政成矣。”

　　刘长佑从来不收别人送的礼，凡是向他行贿的人，不管送来的是什么稀罕宝物，他总是指着那些东西摇头笑道：“皆不识也”，丝毫不受。任云贵总督时，有人用玉石镶嵌的两幅宝屏献给他，被他严词拒绝。其人遭到拒绝，并不知趣，死磨硬泡，纠缠不休。刘长佑训斥道：“必欲我受，当饬司局估价归官耳!”那人这才拿着礼品悻悻而去。刘长佑的文房用具，不过是瓷锡器、书帖而已，世人所看重的珍玩古董，既不入手，也不寓目。一个定时表，是江忠义的赠物，佩戴了三十年。一方墨池，是李勇毅临别时送的。直到刘长佑告病回乡，没有接受过任何奇尤之物。

　　刘长佑丢掉直隶总督一职，名义上是因为山东盐山、静海盐民鼓动饥民造反，其实，清廉、不谙官场游戏规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刘长佑对官场“潜规则”深恶痛绝，更以在皇亲国戚等权贵中寻找大树和靠山为耻，因而得罪了恭亲王奕䜣等不少朝廷权贵。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刘长佑受到同治皇帝的召见。这是非常荣耀的事，也是地方官巴结朝廷达官显贵、皇族公卿的良机，一般人会费尽心机，精心准备金银财宝、珍奇古玩，结交豪门权贵。可是，刘长佑毫无这方面的想法，两袖清风去京城觐见。正月二十三日，刘长佑入都，住在法华寺。军机处有人对他说，你新练六军，应当先去拜见恭亲王及军机大臣。刘长佑说：“从莅官来，未瞻天颜，不敢先拜客也。”恭亲王闻言，心中芥蒂油然而生。

　　同治四年，刘长佑担任“山陵大差”(咸丰的葬礼)。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运筹帷幄，以致秋毫无警。天子十分高兴，前后召见四次，嘉其妥善谨慎，并谕示按例给予特殊奖励。然而，等到诏书下来，仅仅与其他办差文武员弁一样，恩赏普加一级。大学士官文来看刘长佑，论及此事时说：“承办此差，岂尚有所歉阙乎?”官文以为刘长佑铺张浪费，大把花钱，甚至中饱私囊，造成巨额亏损，引起了皇上的不满，因此没有得到特殊嘉奖。刘长佑沉吟道：“他似无所歉，独于要津贵人视扈，从常例馈遗稍简，以此为朝廷节减度支八九万两。”官文说：“此即公之所以不获如常例得邀殊奖者也。”刘长佑这才醒悟，自己想方设法为朝廷节约银子，却得罪了王亲国戚，难怪恭亲王府拒绝接受馈赠的二百两银子，是嫌弃礼金太轻了。

　　刘长佑在直隶政绩斐然，却动则得咎，如履薄冰，最终被革职。有人这样评价刘长佑，说他不善为官之道，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性。然而，什么才是“为官之道”?如果投机钻营也算为官之道的话，充其量不过是“邪门歪道”。刘长佑的“为官之道”，决不是投机钻营之类的“邪门歪道”，而是“忠君爱民勤政清廉”的“阳光正道”。只不过“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这是封建皇朝的诡异命题，也是人治社会不可避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