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波

　　同治六年，山东盐山、静海盐民鼓动饥民造反，朝廷十分震怒，将刘长佑革职。

　　刘长佑上任时，捻军成燎原之势，对清皇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刘长佑仅用两个月就将张锡珠等“五旗”义军剿灭，紧接着，又将投降复叛的黑旗军头目宋景诗铲除,然后实施“以河设防”战略，北面扼守黄河，东面扼守运河，致使捻军未能渡过黄河，最后导致全军覆灭。刘长佑凭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平息了一次次大规模叛乱，然而，一个小小的盐民起义(已经基本扑灭，只有少数残余四处流窜)，却使刘长佑遭到革职处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曾国藩听到刘长佑被革职的消息，十分震惊，感慨道：“直隶枭匪存着无几，而官相倾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字厚庵，时任陕甘总督)霞(刘蓉，号霞仙，时任陕西巡抚)筠(郭嵩焘，号筠仙，时任广东巡抚)沅(曾国荃，字沅甫，时任湖北巡抚)次第去位，而印渠复继之，吾乡极盛，固难久也，思之悚惕。”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湖南书生在江忠源的带领下，投笔从戎，很多人战功赫赫，被任命为封疆大吏，从而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政治集团。地方督抚力量的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强，高度中央集权权力下移，清廷“外重内轻”的局面开始出现，大有唐代“藩镇割据”之势。湖湘政治集团与朝廷的矛盾显得格外敏感，朝廷一方面要依赖湖湘政治集团镇压叛乱，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心存疑惧。刘长佑倚重楚军以及在创建直隶练军过程中，一些做法和言辞，引以了朝廷的警惕，朝廷怎么会让一个令他们不放心的人担任直隶总督?盐民造反，朝廷有了借口，先是以枭匪既抚复叛，刘长佑未能截剿，致枭匪窜渡滹沱河，降旨摘去刘长佑顶戴，接着，又以办理枭匪日久无效，将刘长佑革职。这是清廷在敲山震虎，也难怪曾国藩“思之悚惕”。

　　政治斗争虽然是刘长佑遭到革职的主要原因，而他为人耿直、不屑钻营的性格，也是他官场受挫不可回避的因素。

　　刘长佑对官场“潜规则”深恶痛绝，更以在皇亲国戚等权贵中寻找大树和靠山为耻，因而得罪了恭亲王奕䜣等不少朝廷权贵。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刘长佑受到同治皇帝的召见。这是非常荣耀的事，也是地方官巴结朝廷达官显贵、皇族公卿的良机，一般人会费尽心机，精心准备金银财宝、珍奇古玩，结交豪门权贵。可是，刘长佑毫无这方面的想法，两袖清风去京城觐见。正月二十三日，刘长佑入都，住在法华寺。军机处有人对他说，你新练六军，应当先去拜见恭亲王及军机大臣。刘长佑说：“从莅官来，未瞻天颜，不敢先拜客也。”恭亲王闻言，心中芥蒂油然而生。

　　同治四年，刘长佑担任“山陵大差”(咸丰的葬礼)。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运筹帷幄，以致秋毫无警。天子十分高兴，前后召见四次，嘉其妥善谨慎，并谕示按例给予特殊奖励。然而，等到诏书下来，仅仅与其他办差文武员弁一样，恩赏普加一级。大学士官文来看刘长佑，论及此事时说：“承办此差，岂尚有所歉阙乎?”官文以为刘长佑铺张浪费，大把花钱，甚至中饱私囊，造成巨额亏损，引起了皇上的不满，因此没有得到特殊嘉奖。刘长佑沉吟道：“他似无所歉，独于要津贵人视扈，从常例馈遗稍简，以此为朝廷节减度支八九万两。”官文说：“此即公之所以不获如常例得邀殊奖者也。”刘长佑这才醒悟，自己想方设法为朝廷节约银子，却得罪了王亲国戚，难怪恭亲王府拒绝接受馈赠的二百两银子，是嫌弃礼金太轻了。

　　刘长佑在直隶政绩斐然，却动则得咎，如履薄冰，最终被革职。有人这样评价刘长佑，说他不善为官之道，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性。然而，什么才是“为官之道”?如果投机钻营也算为官之道的话，充其量不过是“邪门歪道”。刘长佑的“为官之道”，决不是投机钻营等“邪门歪道”，而是“忠君爱民勤政清廉”的“阳光正道”。只不过“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这是封建皇朝政治斗争的诡异命题，也是人治社会不可避免的悲惨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