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波

　　曾国藩和刘长佑都是著名的湘军统帅，清末封疆大吏，两人感情深厚，然而，他们心中也有一个难解的疙瘩。

　　《刘长佑年谱》记载，道光三十年(1851年)五月，三十三岁的刘长佑抵北京朝考，“寓宝庆会馆，时曾文正公官礼部，极相重，如故交。”当时已有国士名声的曾国藩爱惜人才，大力推荐刘长佑，所以，刘长佑对曾国藩总是以师礼事之。

　　咸丰六年，曾国藩丁忧，刘长佑正统军增援江西，无法脱身，便派差弁前往湖南湘乡吊唁，奠二十四金。曾国藩对差弁说：“我于各处奠未受尔，大人所赠，我已拜领。昔我赙大人京城，手十二金。大人待我有古人之风，知太多则我不收也。”

　　同治七年正月，被罢黜直隶总督一职的刘长佑，拒收直隶官绅赠送的银两，带着随从，向湖南迤逦而行。二月，来到金陵。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刘长佑接风洗尘。曾国藩握着刘长佑的手，庆幸他得以生还故里。但他知道刘长佑十分清廉，跟从的人特别饥苦，本想馈赠银两，又怕刘长佑不接受，弄得尴尬没趣。如果不送，湖南路途遥远，必要的花费不可少，刘长佑囊中羞涩，显然难以应付。怎么明知其资费匮乏、路途艰难而无动于衷?曾国藩一时陷入两难境地，不知如何办才好。曾国藩一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曾国藩拨勇粮三千金，派员跟随刘长佑一同南归，沿途每天按人口分别将银两发放到刘长佑随行人员的手里，以帮助他们顺利回到家乡。

　　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曾国藩去世，刘长佑撰联寄托哀思：“赞道是儒臣，戡乱是勋臣，辅治是贤臣，品硕重三朝，论定盖棺，何止名齐韩范;孤陋不鄙我，隔阔不忘我，覂蹶不弃我，旧官仍五岭，缘悭执绋，空叫泪洒湘漓。”

　　曾国藩和刘长佑心中的疙瘩是因为楚军的缘故。咸丰三年正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帮办团练，非常需要经过战阵的将领，协助他训练湘勇。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是江忠源，可江忠源拒绝了曾国藩的邀请，跟新任湖广总督的张亮基去了湖北。重情重义的江忠源给曾国藩留下一千二百训练有素的楚勇，又向曾国藩推荐“颇能知兵”的刘长佑。曾国藩害怕刘长佑也随江忠源去，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檄令刘长佑立即从浏阳带兵回长沙。刘长佑接到命令，很不高兴，没当回事，继续率楚军在浏阳清剿征义堂残余势力。清剿结束，刘长佑班师回到长沙，前去拜见曾国藩。曾国藩闻报，迎出大门，拉着刘长佑的手笑着说：“余以军檄召君，君颇不解乎?湖南方多事，总督张公行调君，余惧君之去也。”

　　刘长佑留在长沙为曾国藩训练湘勇，他参照楚军营制，建立起湘军营制，可以这么说，湘军尽得楚军真传。清人王定安《湘军记》说：“楚军之兴，湘军之萌”、“江作先声，曾继其武。”咸丰三年四月，湘军增援南昌，是湘军组建以来第一次出省作战，曾国藩觉得湘军新成立，没有经过战阵，就命江忠源四弟江忠淑率领骁勇善战的楚军做先锋。刚到南昌，稚嫩的湘军就被太平军打得大败。后来，在楚军的带领下，湘军才逐渐走向成熟。《湘军记》：“刘长佑攻泰和，罗泽南攻安福，悉破平之。于是，湘勇渐习战阵，与楚勇埒矣。”

　　雄才大略的曾国藩特别想把新宁楚勇纳入自己的麾下，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就十分明确地流露出这一思想：“印渠部下三杰，岘庄吾未得见，味根(江忠义)、孚吾(李明慧)则非湘勇诸营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润帅(胡林翼)亦求之若渴!楚勇其耐劳远胜湘勇，岷樵之余韵，当更长于罗(罗泽南)李(李续宜)诸公也。”刘长佑敏感到曾国藩有收编楚军的野心，就以守孝为由辞归。曾国藩不得不从长计议，将刘长佑引荐给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见刘长佑丰神异采，面若包拯，非常器重。

　　咸丰六年，曾国藩被石达开击败，困守南昌，命刘长佑率楚军前往江西相助。刘长佑竟然明确表示不愿接受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无可奈何，写信给左宗棠说：刘长佑既然不愿接受我的指挥，只好仍由湖南供给该部兵饷，仍由湖南巡抚进行调度。后来，曾国藩又想调萧启江军归自己指挥，两次通过清廷严旨刘长佑遵照执行，可是，刘长佑针锋相对，两次奏留，始终不遵旨调拨。同治元年二月，广西浔州尚未攻克，曾国藩奏调蒋益醴军增援安徽，身为巡抚的刘长佑以广西全省糜烂，正是用兵之际，上疏将蒋益醴军留下。当蒋益醴擢为浙江布政使，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准备奏调蒋益醴军援浙，但他总结前两次的经验，不敢贸然上奏请调，而是先给浙江巡抚左宗堂写信，请左宗棠出面协调。曾国藩的信中说：“芗泉(蒋益醴)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隙，可为鉴也。”左宗棠于是写信给刘长佑，刘长佑不买曾国藩的帐，却给左宗棠的面子，派蒋益醴援浙。

　　刘长佑对曾国藩调动自己属下的军队态度十分强硬，甚至不惜撕破脸皮，这是因为他对曾国藩企图吞并楚军的高度警惕。表面上，刘长佑对曾国藩却特别恭敬，总以“师”事之，甚至谨小慎微，极其谦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国藩当然明白刘长佑恭敬的表象中，蕴含着对自己的戒备之心，因此大为不安。他写信给刘长佑说：“来示称谓过谦，万不敢当，以后望弗再施，至感至嘱。”可是，刘长佑并没有接受曾国藩的意见，信中谦卑不改。曾国藩再次在信中对刘长佑强调说：“来函称谓更降，虽不敢议君子之不诚，而颇疑贤者之不恕，自处谦而长人之傲，其谁服之?以后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师友，如有过失，互相规戒，去称谓之浮文，求切磋之实益，何如?”

　　不管曾国藩如何平等对待，如何友好拉拢，刘长佑始终保持楚军独树一帜的局面。十分无奈的曾国藩不得不承认“湘军”和“楚军”之间有门户之别，曾在信中谆谆告戒湘军大将李榕：“阁下至饶境当可与席观察会晤，尤望妥为联络。渠军系‘楚勇’流派，有江岷樵、刘印渠之风，于‘湘’、‘霆’之外，另有家数!阁下亦可兼取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