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璋

　　刘坤一初任两江总督的1880年，针对日本并吞琉球、进犯我国台湾的形势上奏清廷“日本终为我患，令人每饭不忘”，“高丽与我唇齿，难免日本觊觎”。1894年4月，日本借朝鲜东学党之乱发起了侵略战争.印证了他的预见。

　　中日宣战前的7月，刘坤一向清廷提出了对日持久战的建议：“现在兵端已开，务在痛予惩前，即使刻难得手，亦可以坚忍持之。”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可以与日本进行长期作战;而“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奏疏为主战的光绪帝重视，委刘以“兼署江宁将军”，防止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扰。”

　　刘坤一除积极布置长江沿海防务外，还致信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派总兵蔡国祥赴台与总兵刘永福共商防务，刘以他一贯的务实作风，履行防日军窜扰南洋的职责。

　　刘坤一始终关注战事的发展。湖南巡抚吴大澄奏请赴朝鲜督战之后，他致信湖南按察使王廉，强调宝庆、武冈两地的军事地位，并推荐沈锡周、丁兰征为宝庆、武冈郡州官员，以加强湘省内部防务。

　　9月16日，日军攻占平壤，左宝贵牺牲。刘坤一于9月27日致信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介绍奉命调往前线的湘军将领魏光焘等的情况，着重表达了对战事的认识。他认为“在牙山众人一心，志在必死，是以所向披靡。及抵平壤，诸将分位相等，难免呼应不灵，或者轻视敌人，偶失骄惰，取败之道，大概由斯。”规劝李鸿章“现在军威稍损，敌焰方张，正不必急于角逐，但须蓄养士气，慎固边防，俟兵力厚集，而后破釜沉舟，徐图大举。”强调“日本国小民贫，势难持外。”“伏望主持至计，以坚忍胜之。利钝兵家之常，断不可因此遽与议款。”企望以他的对日持久作战的思想影响李鸿章。

　　10月，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并过渡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陷九连城、安东、金州、大连、旅顺。

　　刘坤一于10月3日接到赴京的命令，向署理两江的张之洞交接后启程。他在《甲午孟冬奉旨入朝》诗中写道：“受诏朝天阙，征帆卷怒涛。频闻边报急，独使圣躬劳。击楫英风远，挥戈士气豪。此行期灭贼，凯唱满江皋。”表达了他不顾年老体衰在危难时刻决心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报国之心。

　　11月24日，光绪帝斥李鸿章贻误战事，给予“革职留顶”处分。12月4日，命恭亲王奕新为军机大臣，督办军务。12月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清廷以光绪帝为代表的主战派在淮军遭败绩之后寄希望于湘军和当时资望最高的湘军将领刘坤一。

　　受命领军的刘坤一面对的是军队内部人事系统复杂，极难指挥如意和军械供应不足。此外他尤为忧虑的是主和的慈禧太后与主战的光绪帝之间矛盾，他对主战的帝师翁同龢说：“公调和之责，比余军事为重也。”

　　1895年1月14日，太后懿旨令吴大澄率军出关，而令刘坤一出驻山海关。刘在《奉命出师乱筹画军前事宜折》中申明与李鸿章及东三省裕禄筹划清防区职责，并陈明事宜八条。其中要求抽调较有战斗力的程文炳、董福祥两军随行，终未获准。刘于2月7日到关布置防务，津沽以东直至山海关一带大体安顿，并于3月4日上《布置关内外及东西两路防军折》，说细报告各军布防情况。

　　刘到关后数日，日军攻陷刘公岛，北洋海军覆灭;吴大澄出关后惟憨勇猛进期胜，所部湘军大败于牛庄。刘在复荣禄信中说：。“自出驻榆关之后，递经电嘱前敌，毋轻进，毋攻坚，至十余纸之多，曾经抄尊处。如吴清帅(吴大澄)肯受节度，亦不致败于牛庄。”可见刘之对日持久作战思想实施之困难。3月17日，清廷撤去吴大澄帮办之职，所统湘军交魏光焘暂带，由刘坤一调度，此时湘军指挥始统一。

　　在北洋海军覆灭，辽东半岛尽陷的情况下，日本海军由威海、旅顺出发，半日可到山海关。刘坤一坚持定见，严督固守山海关一线。日本海军数次至老龙头与秦皇岛等外洋面而不敢登陆，应是刘军事布置之力。

　　刘坤一像他的前任左宗棠一样，为报国下定了决心。他对到关探望的幼弟刘傅一交代了后事，兄弟有先死后死之约。

　　“归政”于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在日军攻占平壤后积极过问政事。旅顺、大连失陷后，慈禧太后的主和立场已经昭然若揭。1895年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受命赴日求和;1月31日到日本广岛被拒，日方指名要李鸿章为全权代表。2月13日，秉承实为现在制倭要著。5月5日，刘坤一又电奏“展期换约”，指出“是此次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清廷对领军的刘坤一奏疏均置若罔，中日代表于5月8日在山东烟台换约，《马关条约》生效。

　　战后得悉，由于战争的消耗，日本财政已处于极度困难，故前线战事为相持状态。刘坤一对清廷未采纳他的意见仍悲愤不已。

　　《马关条约》生效后，5月23日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抵御日军，以尽保台之义。

　　刘坤一于5月29日致信唐景崧并派幕僚易顺鼎持该信赴台，联络支持台湾军民抗日。“此次当轴主和，过存迁就，悉索敝赋，以济盗粮，已近于独坐穷山养虎自卫;又复无故而割赵国之十五城，捐商于之六百里，欲令赤县沦为异域，苍生变为左衽，凡有血气，孰不疾首痛心。坤一老矣，虽挥鲁阳之戈，徒衔精卫之石，每中夜起立，循视鬓发，悲从中来，常恐此生无复有报仇雪耻之日。一聆来音，阳气起于眉间，浸淫而上，几满大宅，不觉沉疴之顿除而庋齿之皆折也。”表达了他对清廷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悲愤之情。他在信中称赞唐在中法战争中“以书生请缨，招刘(永福)团，保藩属，喋血苦战，卒挫法夷，其有功大局甚伟”，但“今者寇氛更恶，时势更艰”，而唐是“重以一柱当中流。”表示“坤一虽不才，犹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此后于尊处之事，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

　　刘坤一深知以台湾一省之力难以抵御日军，故致信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称“我公为诸侯长，台湾本隶南洋，何忍坐视糜烂而不之救?”期望“保全生灵亿万，时局赖以维持，功德为无量矣”。刘在给翁同稣的信中则称唐景崧此举“即使无功，亦不失为奇男子之事”，询问“未审尚可设法调停，以免糜烂否?”

　　张之洞等对台湾军民的物资支持终因清廷明令禁止而中断，唐景崧、刘永福抗日之举失败，台湾沦陷于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主战派之中，刘坤一是少有的综观全局形势和身体力行坚忍持之者，他的对日持久作战的见解具有深远意义，惜未为清廷接受。对于战争的失败，像其他爱国的官员一样，只能公开地归罪于李鸿章。刘在给荣禄的信中称“中倭之役，或战或和，始终出于合肥一人之后，朝廷多方迁就，外间莫得端倪，结怀忧愤。”实际上刘十分清楚慈禧太后的主和导致战争的失败。他在给翁同稣的信中称此次战争“朝夕论思，不知如何痛愤，难乎为我皇上，亦难乎为我公矣!”还以《慈谕恭记》录下慈禧太后的话语“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而留存今日。

　　1896年元月，刘坤一回任两江。1898年戊戌变法初期，刘坤一抗拒光绪帝的改革谕令而不遵被通报申斥。但在戊戌政变后，在封疆大臣中刘是唯一以坚定之态度公然反对慈禧废黜之谋维护光绪帝的，其原因亦在他所经历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痛定思痛后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