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善

　　楚惠王十年(前479)，白公胜谋反将惠王赶下王位，楚国大将叶公闻讯后率军打败白公，白公自杀。为了逃避叶公的追杀，避灭门之祸，白公胜的侄子白公善率族人、亲兵连夜逃离郢都，顺湘江而下，在人烟稀少的郴江边筑城，是为郴邑，即后来的郴州。

　　一年后，白公善发现夹在楚国两座边防重镇湘东(今衡阳)和苍梧(今永州)中间的郴邑，很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会被叶公清算。于是再次沿着邵水西迁，到了楚国人烟稀少的南疆——楚国和南越国王之争的地方，即现在邵阳市区大祥坪，远离了楚军的威胁。白公善在此安顿了下来，修筑城堡，史称白公城。

　　一天，白公善到周边地区巡视，无意中经过渡头桥边那株茂盛的甘棠树(申国移民所植)，看到树下的小石凳上摆放了一本虫篆写就的《归藏》。虽说熟读《八索》《九丘》，但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本《归藏》，于是坐在树下半天舍不得放下。当他终于合上书的时候，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此坐化。

　　相传白公曾游历到新宁，曾考虑到今新宁县城所在地筑城。几百年后，在今新宁之地建立了夫夷侯国，时人为纪念白善而在县城扶夷水南岸码头建了一座亭子，取名“白公渡亭”。

　　2.周敦颐

　　周敦颐在邵阳工作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给邵阳留下的深远影响已经跨越千年，并将继续影响下去。

　　据记载，治平四年(1067)五月七日，周敦颐从永州来到邵阳，以永州通判摄邵阳事，也就是担任邵州代理知州。周敦颐来到邵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学校。宋代初期只有京师有国子监，地方没有学校。庆历四年，宋仁宗诏告天下州郡立学，由各道选部属官为教授，邵州州学也在这时兴建起来。但由于邵州离京师较远，地方官对这道兴学的诏令执行起来不是很认真，落实得不够好，就在牙城中监狱旁边随便修建了一所，“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就是说比较简陋，周敦颐为州学的简陋情形感到震惊，为之“惕汗流背”，于是他亲自重新选择地址，在城东南比较开阔的地方新建了一所学校。熙宁元年(1068)正月初三，周敦颐为州学举行祭告先圣和先师等典礼，并作《邵州新迁学 释菜祝文》以告孔子，作《告先师文》以告颜子。周敦颐在邵州州学前亲自手植两株丹桂树，寓意为“蟾宫折桂、造士育人”，后人在桂树旁建有双桂轩。清代宝庆知府黄宅中曾在诗中写道：“客如双桂此亭留，夜卷湘廉月一钩。堂有景濂存两字，名缘附骥亦千秋。当年道学为循吏，此日心香视郡侯。更须多栽君子竹，清风常护十贤楼。”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在邵州任代理知州(永州通判摄邵州事)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让学子们在饱读诗书之余，还能尽享莲荷美景，可谓“俎豆诗书以实其内，清池修梁以环其外”。爱莲池位于资江与府衙之间，占地约十余亩，莲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叫君子亭，两侧有“之”字桥。池内遍植莲花，每当盛夏之夜，莲花怒放，香气袭人，美不胜收。这是著名的宝庆八景之一的“莲池古香”。几十年后，南宋初年的邵州知州傅伯崧曾在《希濂说》中提到：“一日，造郡圃东一隅，见败屋数椽，废沼一区，人指以为先生爱莲之地。”这说明周敦颐当年确实在邵阳建有爱莲池，这也是有史料记载的周敦颐最早建爱莲池的地方。周敦颐在邵阳观荷赏莲时还写下了千古名篇《爱莲说》。

　　此外，周敦颐还在城内六岭上开凿了一口井，名为濂泉，宋代诗人蒲寿宬曾在《送郭济叔分教邵阳》诗中提到濂泉：“秋山多爽气，南楚登修程。岂无离别怀，此别人所荣。睠言紫帽秀，翘然碧流英。千载木铎寄，一脉濂泉清。”濂泉就是现在资江学校内的龙口井，一直使用了一千多年，现在仍在使用。一千多年来，周敦颐通过建造爱莲池和著《爱莲说》、开凿濂泉塑造的君子之风，通过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已内化为邵阳这座城市和邵阳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根据《宝庆府志》记载，周敦颐在新宁县县城北的临江峭壁上镌刻“万古堤防”四个大字，下有“舂陵周某某书”等字样。后人为了纪念周敦颐，将该地命名为莲塘，建有莲塘庵、莲塘书院等纪念建筑，今已不存。“万古堤防”四个大字尚依稀可辨。

　　周敦颐在邵阳期间，忙于政务之余，潜心著述，并经常在州学讲课。治平四年(1067)九月，周敦颐曾在邵州以改定的《同人说》寄给时任嘉州知州傅耆，傅耆曾回信说：“蒙寄贶《同人说》，徐展熟读，较以旧本，改易数字，皆意所不到处，宜乎使人宗师仰慕之不暇也。”同人为《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三卦。《同人说》当为对该卦的解说。周敦颐另著有《说姤》，也是对《周易》中姤卦的解说。遗憾的是《同人说》、《说姤》均已遗失，南宋人度正曾大力搜求，仅得其目录。据傅耆《傅氏家集》记载：“濂溪在吾州尝以《说姤》示之，其后在零陵(实为邵州)又以所改《同人说》寄之，二说即所谓《易通》者，今不载于通书。”这些记载表明，在邵州任职期间，周敦颐正潜心于对《周易》和《太极图》的研究，邵阳是周敦颐学术思想成熟的重要地方，是《太极图说》和《易通》的重要成书地。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中期，当时属于宝庆府的著名文献家邓显鹤曾收集整理周敦颐的著作《周子全书》，在宋朝以后所有版本中最为丰富、编辑最有条理。邓显鹤不仅收录了周敦颐本人的著作、诗文和书帖、题名等残篇短什，而且将宋代以后历代学者有关周敦颐的评论、题咏都包括在内，同时又别录有关周敦颐的史传、事状、墓志、谥议、崇祀、追封、年谱、遗事之类，可谓兼收并蓄，巨细不遗，堪称“有周子书以来第一善本”。

　　周敦颐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为邵阳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当时的宰相吕公著在向朝廷推荐周敦颐时说他“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临莅，比有治声”。周敦颐也得到邵阳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成为邵阳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地文化名人。

　　近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说，周敦颐“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晚清湘学大师王闿运题写过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充分说明周敦颐理学宗师的地位。

　　周敦颐号濂溪，其创立的学术世称濂学，濂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流派。宋明(包括元及清)时期，理学始终在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周敦颐及其创立的濂学在北宋影响不大，不被当时的人们理解，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境地。潘兴嗣在《先生墓志铭》中虽称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但又说其“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从周敦颐的易学著作“藏于家”和其诗作十卷今多不传的史实来看，说明周敦颐的著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传播。时人黄庭坚在《濂溪词并序》中对周敦颐学问文章评价也不高，称：“茂叔虽仕宦三十年，终在丘壑，故余诗词不及世故，犹仿佛其音尘。”朱熹也明言：“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惟程太中独知之。”

　　到了南宋，周敦颐及其学术得到朱熹、张栻、魏了翁、杨万里等人的大力推崇。朱熹撰联称赞周敦颐：“千年道统新吾宋;万世儒宗首此翁。”张栻更将周敦颐称为“道学宗主”。而高斯将周敦颐与孔子相提并论，“舍造物与孔子，无以拟诸形容矣。”周敦颐始被尊为理学开山，其著作《太极图说》也被奉为理学经典，其创立的濂学开始获得崇高的学术地位，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3. 李敏

　　李敏，字资明，号白沙，明洪武十九年(1386)生于新宁县白沙镇邓银村。他自小在白沙乡下长大，了解民间疾苦，发奋攻读。他敏慧好学，学业优异，明永乐十八年(1420)考中举人，二十二年(1424)登宽榜进士。初任南京行人，后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积极主张并帮助郑和出使西洋有功，迁升广西按察使兼兵备道佥事，后擢升都御史兼两广总督，并受理“外夷事宜”。史志称他“性好直，有胆识。所条议国事，洞悉利弊，皆可见诸施行。”李敏为官清正廉明，造福百姓，平生所得俸禄，多用以捐建公共设施，周济贫困。在任广西按察使时，捐俸银万两，整修灵渠，建甘棠渡浮桥、码头。至今广西灵川县仍有纪念碑。在任两广总督时，与当地百姓共同捐资修建宋代名将杨再兴祠庙。李以“耕读传家，诗书置产”为家训，府宅名“乐善堂”。明宣宗曾赐敕褒之：“唯尔发身贤科，擢任斯职，既历显要，式克慎勤，是用赐之敕命，以示褒嘉”。

　　李敏尤为关心桑梓建设。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峒苗民杨文柏因不堪剥削压迫，率苗、瑶民起义，烧毁县城。统治者惧怕，以县城不应邻近“乱源”(指八峒)为由，拟东迁赤木凼对河桃花村，另置县治。李敏得闻，即致信劝阻：“乱民应重安抚，不可多杀戮，县治以附近筑建，不可远徙劳民伤财”。并派人回乡协助勘定旧城西2里许摩诃岭下之沙洲建设新城。又动员家人和李姓族人集体迁往新城，还出资创办绣衣坊，以纳妇女专事纺纱、绣花、制衣。邑人皆赞，将绣衣坊和李家府宅所在街分别取名为“锦绣街”、“御史街”，并建“都宪坊”、“锦绣坊”，以资旌表。

　　明景泰二年(1451)十月，李敏因积劳成疾，卒于总督任署，年仅55岁。“丧归，囊橐萧然，遇者不知为显官也。”其夫人扶柩归里，变兑首饰以给夫役。“然箪食壶浆之祭，数百里不倦”。他归葬于老家白沙镇邓银村银山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