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 雷学业

　　[摘要]苗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迁徙活动中，开发建设大西南，发明和掌握了开垦坡地梯田、高地车水和灌溉、稻田养鱼、种植松杉竹木茶叶药材等诸多生产技术，因地制宜创造了茅屋、瓦屋、干栏式建筑、吊脚楼和现代苗族民居，在择址安寨、纳气聚财、趋吉避邪等建筑理念中体现了极其高超的生态智慧，保护了平地农田，保护了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苗族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苗族先民们即已登上了历史大舞台，以蚩尤为首的九黎、三苗部落即已生活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平原，最先发明和种植水稻，进入原始农耕的时代，开辟了绿色发展道路。在以后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大迁徙中，苗族从平原移居山地高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顽强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开发西南山区，发明和掌握了开垦坡地、高地车水和灌溉、稻田养鱼、种植松杉竹木茶叶药材等诸多生产技术，使苗族成为一个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民族。尤其在居住习俗上，苗族先民因地制宜，随遇而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创造了茅屋、瓦屋、干栏式建筑、吊脚楼等与山地环境相宜相生的苗族建筑，体现了高超的生态智慧。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对苗族建筑文化与生态保护关系进行探析。

　　一、苗族建筑择址安寨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秦汉以后，苗族从黄河、长江中下游大平原迁出，一路西徙，从江湖平原地带迁徙到武陵五溪地区，再从武陵五溪地区逐步向西迁移，他们被迫别离东部江湖平原，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开山辟田，重建家园。生活环境变了，居住条件也大不同了，面对溪流山谷，高山坡地，苗族人的住房建筑和居住选址与平原湖泊地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在不断的战斗和迁徙活动中，逐步摸索出住房建筑技巧和居地选地诀窍。苗族在择地居住时，往往会选择那些阳光充足、水源丰沛、森林茂盛、动物众多、出产丰富的场所，而且强调隐蔽性，强调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强调凭险抵抗的自然优势。正如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贵州省苗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麻勇斌所说，苗族的选址方式，蕴含很多生态智慧：一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智慧，二是适应地理条件的智慧，三是适应生计需要的智慧，四是适应安全要求的智慧，五是适应和谐环境要求的智慧，六是解读各种生命体知识经验的智慧。

　　湖南城步苗族最早从江西鄱阳湖一带迁入武陵山区，进入武溪之一的雄溪上游——巫水流域居住。这里的雄山秀水，茂林修竹，为苗族居住提供了难得的自然条件。城步苗族对居住地选择比较讲究，要求较高。一是立寨要依山傍水，村寨后龙山脉要来得远，气势要雄伟，如神龙伏位，猛虎抬头，天马昂首，神牛卧田，雄狮长啸，丹凤展翅等等。神态逼真，造势为上选吉地之象。房屋背后是大山，象征生活有依靠，安稳如山。居住地后梁若是奇山峻岭，那么此地人丁必然兴旺，有将才腾兴之势，福泽千秋之地气也。居住地前面要有溪流，称为秀水环绕，玉带相抱，有山有水，福禄绵延。溪流若是从村寨左边流向右边为最佳，苗族祖先认为左为男象，主尊位，主顺利。若溪流水从右流向左，那么主女象，意兆女性胜过男性。第二个条件是寨门朝向要有群山环抱，密不透风，形成藏龙卧虎之势。第三个条件是根据生计环境选址，在土地较少的地方，为了节约耕地，往往将寨址选定在向阳而陡峭的山坡上。第四是氏族发达的大团坊，往往是以族脉系统为寨，待族长选定居住之地后，其他家庭就紧紧围绕族长住宅周围建房，就如蜜蜂围绕蜂王筑巢一样。

　　城步苗族居住选址的理念，展现了苗族先民高超的生态智慧和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步是大山区，平地最为珍贵，这些土地只能用于耕地，开始种田，维系生存，确保人丁续存，族脉延伸。即使是在山坡上修建住房，城步苗族依然注意水土保持，维护生态，将房屋建成吊脚楼形态，使房子的一半悬空在外面，一半靠在山岭斜坡上，既保持了土地原貌，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又适应了山区环境，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方便。因山区雨多雾重，地面潮湿，且昆虫野兽盛行，吊脚楼远离地面，通风干燥，防潮，防湿，防盗、防野兽，收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效果。

　　二、苗族建筑纳气聚财理念中的生态智慧

　　林语堂先生说过：“中国建筑的基本精神是和平与知足，其最好的体现是私人的住宅和庭院建筑。这种精神不像歌特式建筑的尖顶那样直接苍天，而是环抱大地，自得其乐，歌特式教堂暗示着精神的崇高，而中国庙宇宫殿则暗示着安祥和宁静”。这种精神上的安祥与宁静指导着中国传统的住宅风水学。住宅的本意是静默养气，安身立命，意思是指生活和精神有所依托。

　　苗族有自己的“生成哲学”，它是苗族先民创作而又一代又一代传授下来的哲学理论体系。据湘潭大学苗族研究所所长雷安平教授研究，“生成哲学”讲究“千万事物同一理，事物生成共源根。头等重要搜媚若，第二是各薄港搜，第三是码汝务翠，三样缺一不得生。生成相资双有利，相制牵制得平衡。优劣相对有胜负，生成难全古到今。增多变好无穷尽，人类前途最光明……”，“生成哲学”强调“头等重要搜媚若”，“搜媚若”是苗语，意为事物生成的能量，这是“生成哲学”能量第一论，没有能量，任何事物都不能生成。因为能量是一切事物的最高体现，它对一切事物的生成有主宰作用。能量的特征，就是促使事物生成演进。能量有正能量和负能量。正能量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作用于本事物的物质，以维护本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可以对外在物质产生作用，从而可以使外在物质组成良好的结构，并产生出新的能量，以促进新的“三位一体”而生成新的事物。负能量对本事物或外在事物起阻碍、破坏作用。人们在工作生活中要注意发挥正能量的作用，预防和克服负能量的消极作用。苗族建筑尤其是苗族立寨中的“风水”理念，正是采用了“苗族生成哲学”中“搜媚若”理念，也就是突出了建房立寨的“正能量”，使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相惠相利，和谐相处，天人合一。

　　苗族与汉族数千年共存，长期交往，相互融合，取长补短。苗族建筑选址实践中吸纳了汉族建筑的“藏风闭气”、“明堂”等风水理念，讲究山脉走向，溪河流向，房屋和村寨朝向……村寨团坊，左青龙，右白虎，前有绿水环抱，后有龙脉撑腰，水口密闭，纳气聚财。苗寨的“水口”极为重要，她是一个团坊的“大槽门”，也是守护村寨的关隘，一处村寨是否兴旺红火，是否人才辈出，往往从“水口”就能看出十之八九。为保护好村寨的“水口”，苗家人往往在“山口”栽好风水树，一般是四季常青的树木乃至名贵树木，如杉树、松树、樟树、枫木、松柏树、银杏树、红豆杉等等。因为枫树据传是苗族祖先蚩尤的化身，所以苗族往往在村前寨后植造枫树。苗族群体在历次迁徙之前，族长率族众来到寨前的古枫树下祭祀枫神，祈求保佑族人平安大吉，然后挖几株枫树幼苗带到新的居住地，栽植，在村寨水口处或后龙山上，作为“水口树”、“后龙树”、“风水树”永久存活。这些“水口树”等被视为“神树”，谁也不能砍伐，即使枯死也不能砍伐，任其自生自灭，否则将受到惩罚。为保护这些“神树”不被盗伐，苗家人往往在古树胸围以下钉进无数大铁钉或铁粑齿，使盗贼既不好下锯，也不能动斧，使古树得以保护。而保护古枫的方法更为神秘，由苗族长老在古枫树上悬挂冥钱，冥钱若被风刮雨淋后，立即有人补挂上。盗贼看到古枫上的冥钱，心理会产生一种畏惧神灵的恐惧感，从而不敢盗伐古枫树。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长坪村的“水口”处，至今仍保留有100多亩古枫树群，其中树龄上千年的古枫就有238株。“水口”和“后龙”山除了植树，城步苗族还有植竹的习俗，他们将不同种类的竹子栽培在不同的地方，如村前栽金竹，寨后植楠竹;塘边栽水竹，山坡植毛竹;路边栽黑竹，井旁植苦竹;山顶植麻竹，溪沟栽方竹，偏僻处植冬竹……大部分苗寨的“水口”处有连片的“风水竹”，寨后有茂密的“护龙竹”。竹多竹密象征着此处村寨兴旺发达，吉祥康泰。城步长安营乡的大寨、老寨、八树寨，汀坪乡的团心寨、獠寨、高寨，五团镇的独树寨、水口寨、平山寨、巡头寨、恒州寨、茶元寨，兰蓉乡的新寨、会龙寨、水源寨、青云寨，白毛坪乡的侯家寨、黄伞寨、坪水寨、下小言寨、水推寨，西岩镇的石寨，茅坪镇的大古寨，儒林镇的冷水坪、大木山寨等等，至今都保留着上千年的古杉、古柏、古榕、古樟、古松和水青岗、榉木等等。

　　该县有史可考，有据可查的人工植树实证，至今保存在长安营乡大寨村，39棵高耸挺拔的古杉，巍然屹立在该村的村口。2015年7月15日，浙江大学生物教授、森保专家楼锡锦率专家组一行来到该县长安营乡大寨村，为这39棵古杉确定树龄。经查阅文献并用先进仪器——生命生长锥测定：这里的古杉群最大树龄为1598岁，最小的也有107岁。半数以上古杉是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当地侗族先民骆越人栽植的。楼教授认为，大寨古杉群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栽植杉树造林，将我国从唐朝时期开始人工栽植杉树的历史往前推了四百多年，应纳入申报“世遗”工程。其中最老的一株杉树树龄为1598年，树高29米，胸径2.17米，胸围7.71米，冠幅27米，比福建“杉树王”(胸径1.6米，胸围5.02米)大4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杉树王”。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著名大诗人杜甫来到成都，担任节度使参谋。在风景名胜区浣花溪畔，杜肃精心设计建筑了一座“草堂”作为定居之所。虽说是“草堂”，杜甫其实是按照当时“别墅”的模式建造的，有杜甫自己的诗作为证：“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从诗中看出，杜甫的“草堂”周围绿化非常优美，与溪为伴，树木葱茏，是宜居的园林式建筑。至于杜甫在《茅层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是诗人言述自己的仕途坎坷、人生理想难以实现的困厄与苦恼，而不是物质生活上的贫穷与悽苦，是诗人自己通过诗歌塑造出来的自传体文学形象而已。苗族先民择址造寨，在房舍和村寨四周植树栽竹，引来绿水环抱，美化“水口山”、“后龙山”的理念，与唐代著名大诗人、审美专家杜甫建造“别墅”的审美观如出一辙，别无二致。

　　我们现在提倡并且正在开展“植树造林，绿化中国”，“保护青山绿水，建设生态中华”，“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等活动，其实，我们苗族祖先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植树造林”、“建设生态家园”的绿色发展观，城步等苗族地区现存的“水口树”、“后龙树”、 “风景树”就是明证、实证、铁证。

　　三、苗族建筑趋吉避邪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苗族建筑中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趋吉避邪文化。当已建成的房屋堂屋正中线不可避免地面对着别人房屋的尖角、屋山头或山尖、山崖或者直冲而来的道路时，这就犯了苗族建筑中的大忌了，苗族人称之为“犯煞”。这种“相冲”会给房屋主人家庭带来不吉利，轻者影响生活、生产、生意、工作，重者影响婚姻、身体健康，严重者会造成生命之虞甚至家庭败微……鉴于苗族地区都是山区情况，坡地多，平地少，平地好，要用于稻田畲土;或者要随家族群团居住，择地分居已不可能。这种情形下，屋主人只能请来懂星宿、风水的“地理先生”前来化解，做“避邪”处理了。若是堂屋正对尖山、高崖，这是犯了“天煞”，化解的办法是在自家堂屋门前修一道“影子墙”(又叫“南墙”、“神盾墙”)，以挡住堂屋门前的尖山、陡崖，并在墙的正面画一个阴阳八卦符号，就能逢凶化吉、安泰吉祥了。或若房屋堂屋正门面对人家房屋的山头，或后来新修的房屋尖檐面对自家堂屋正门，这种现象叫做犯了“天弓煞”。化解的办法，是请工艺高超的木工，用椿木或香梓木雕刻一个“吞口菩萨”(又叫钟馗菩萨)头像，挂在堂屋门正上方的门枋上或大槽门的门枋上。相传钟馗是玉帝派到人间捉拿邪鬼的天神，他青面獠牙、鼓眼暴睛、血盆大口，能吞筮一切凶神恶煞和妖魔鬼怪。如若堂屋正中面对一条直冲而来的马路、河流或街道，这种现象叫做犯了“地煞”，化解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改建自家堂屋或大槽门，将正面开门改侧向开门;第二种办法是在堂屋正中修一道“影子墙”，在墙的正面写上“泰山石敢当”或“也挡泰山”，“地煞”自然化解。在湖南城步的苗乡山寨，这种“避邪建筑”比比皆是，到处都有，笔者曾走过全县14个乡镇的大半多苗寨，发现修影子墙的、挂“吞口菩萨”头像或书写“吞口菩萨”字样的、画阴阳图案的、刻“泰山石敢当”的、大门槽门侧开的……种种趋吉避邪的建筑都有。并且发现这种“避邪”文化居然灵验，令苗族百姓信服不已。城步湘桂边境如某大山深处的一座苗寨，某苗族人家的正门面对别人房屋的山头，这座房屋的主人便在自家堂屋门前修建了一道“影子墙”，并在墙壁正面书写了“吞口”两个大字，果然逢凶化吉，人丁兴旺，其长子现已官至正厅级干部。

　　为什么说“趋吉辟邪”文化是一种“生态智慧”呢?这是因为苗族先人自古就知道了“人定胜天”的道理，他们为了保护耕地，保护生态环境，宁可在环境不利的山坡建房，也不另行择地建房，不占用平地开阔地生产用地建房，宁可“我就环境”，决不可“环境就我”，正可谓“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吧!而且苗族人化解“犯煞”的方法，尊重自然，顺从生态，简单朴素，科学明了，充满玄机，颇富哲理，在天、地、人之间选准了自己的正确位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生互利，永续发展，相得益彰。苗族建筑文化的生态智慧，为保护生态、保护耕地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笔者2014年对全国5个苗族单列县森林覆盖率的调查，湖南城步达83%，湖南麻阳达62%，贵州松桃达56%，云南屏边达67.8%，广西融水达78.8%，平均森林覆盖率为69.5%，而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为21、63%，超出全国平均率 47、87% ，这是苗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最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苦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苗族人民要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苗族先民建筑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绿色发展，建设美丽苗乡、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者简介：雷学业，1962年4月出生，男，苗族，中共党员，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大学学历，现为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员，湖南省民族研究学会会员、湖南省苗学学会会员，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城步苗族自治县苗学学会常务理事、城步苗族自治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苗族历史、文化、苗族文字和苗族习俗等，主要著作有《城步苗族简史》、《湮灭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难解的城步古苗文之谜》、《城步古苗文字的前世今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苗族》、《全国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比较研究》、《对于湘桂黔边区苗族习俗的调查与思考》等，其中《全国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比较研究》获湖南省社科联2015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2、麻勇斌《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与历史情结》——《苗族文化论坛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3、杨进步《城步苗族的建筑文化》——《城步文史》第九、十辑合辑。

　　4、雷安平《浅析苗族生成哲学的挖掘及其人才培养》——《苗族文化论坛文集》文史博览杂志代2014年9月出版。

　　5、杨盛科《苗族文化与生态旅游的链接》——《苗族文化论坛文集》(2013·融水)

　　6、祝宝玉《杜甫的茅屋》——《北方新报》。

　　7、唐承元：《城步1598岁古杉王与“六六山歌节》——2015年7月17日《中国城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