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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东明码标价催生“职业抓贼手”
    发布时间:2008-11-07   来源:  记者:邵阳记者站
    采访时,杨秋先向记者伸出抓贼时受过伤的手。

    湖南邵东县政法委副书记朱学明说,这样的招牌在县城随处可见。

    见义勇为名册的领奖记录

    朱学明向记者展示有治安奖励内容的严打通告

          核心提示 从今年4月起,湖南邵东县推出治安新政,对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各种行为明码标价,进行奖励。之后,当地涌现出不少职业抓贼手和职业抓贼团队。此举给当地带来实效的同时,也备受质疑,被认为是人为地将见义勇为商业化。

      一场治安管理改革的试验,催生出一个新名词:职业抓贼手。
      “他们不拿工资,靠抓获违法犯罪人员获得见义勇为奖金。”湖南邵东县政法委副书记朱学明并不否认,有人利用该县出台的政策,谋取数额不菲的收入,“有人甚至放弃其他工作,以此谋生”。
      邵东县流泽镇明星村村民杨秋先,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一道抓获了一名盗窃犯。在奖励的1万元中,他获得了包括误工工资补助在内的5000元奖励。另外两人各获得2000元,剩下的1000元则由现场其他参与抓捕的群众分享。
      邵东县工商联两市镇分会会长、两市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巡逻队负责人李世伟,也得到了一笔奖励,他不否认自己也是职业抓贼手,在他的倡议下,至少有65人参加了他组织的巡逻队。
      李世伟的巡逻队,配备了车子、手铐、电棍等通常只有公安人员使用的器械,每天晚上定期在两市镇进行巡逻,巡逻时间从晚上10时至次日凌晨6时。
      类似于李世伟的巡逻队,在邵东街头还活跃着大大小小、或紧密或松散的职业抓贼手联盟,比较典型的有退伍军人职业抓贼团、摩的司机职业抓贼小组,等等。
      邵东县推出此举后,不少人提出十分尖锐的质疑,认为见义勇为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自觉行为,而邵东将见义勇为与经济利益挂钩,人为地将见义勇为商业化,会给社会造成一种误导。一些法学专家甚至直言,职业抓贼手的出现,是对侦查机关行政职权的侵犯,是违法的;而这项措施的改革倡导者,则将刑事风险转移给了老百姓,是卸责行为。

      经济大县的治安困惑

      从上瑞高速邵东出口处驱车开往邵东县城前,朱学明每次都会习惯性地向县城入口处的一块大幅宣传标牌瞥上一眼。
      这块标牌上写的文字内容是:“公民在本县境内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受到伤害,由财保公司承保,保额为人民币10万元,抓获一个抢劫犯奖励现金5000元,抓获一个抢夺犯奖励现金3000元,抓获一个盗窃犯奖励现金2000元,抓获一个扒手奖励现金500元”。
      这样的大型标牌,在邵东县城至少有10多块,与这些标牌相配套的永久性宣传标语有2000多条。
      10月30日,《法制周报》记者走在邵东街头,几乎随处可见有上述内容的标语。在走进邵东县委县政府大院时,大门两侧贴有同样内容的公告异常醒目。
      “每一个邵东人和每一个走进邵东的外地人,都会看到这些宣传内容。”邵东县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宁建荣说,邵东县委县政府以感谢信的形式,向全县20多万农户发送了20万份印有相关内容的资料,在全县主要城区和路口发布了2000份严打通告。
      与多数县城不一样的是,素有“小温州”之称的邵东县,其所在的两市镇常驻人口达到17万,流动人口超过20万,人口数量相当于湖南省一个二等城市的规模,县城内闻名全国的工业品市场、五金市场、家电市场、眼镜市场多达20余个。作为辐射中南数省的工业品集散地,邵东县的治安管理难题,一直是困扰该县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个可资佐证的数据是,该县两市镇红土岭中心派出所的民警人数多达200人。“这样的警力配备,相当于我们邵阳市某些小县全县警力的四倍。”邵东县公安局办公室陈风平说,两市镇原来有三个派出所,各管一片,不能整体防控,2004年合并成一个所,所长一度由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任。
      现任红土岭中心派出所所长的李爱军告诉记者,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地流动人口中的闲杂人员增多,两市镇的治安环境一度变得十分恶劣,恶性绑架案、两抢案、杀人案,集中于年底暴发的非法拘禁案层出不穷。
      “有一段时期,学生放学都不敢单独回家,必须要家长接送”。
      “邵东是依托市场发展起来的经济大县,外地人在这里做生意,如果连起码的安全保障都得不到,他还会来吗?”朱学明曾给当时到邵东挂职县委副书记的湖南省公安厅某干部算了一笔账:按邵东本地吸毒人员1000人,外地流入吸毒人员500人计算,“这些人每一个季度作一次案,就有6000起,如果包括其他刑事案件,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

      明码标价的治安奖励

      从今年4月首次推出治安新政以来,邵东县已于9月份奖励93名见义勇为者,发放奖金32万元。截至目前,还有27名见义勇为者尚待奖励,奖金总额为22万元左右。而人民群众抓获的犯罪份子,相当于前4年的总和,占今年公安逮捕人数的四分之一。
      “邵东县全县常住人口120万,加上流动人口大概是130多万,公安民警是460多名,警民比例只有万分之三。按公安部的标准,农村警力配备应达万分之五。”朱学明介绍,邵东全县的警力明显不够,而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也没有现实基础,“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治安状况难以扭转。”
      “怎样才能发动人民群众,让他们自觉地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我们当时想到了见义勇为基金。”朱学明说,以前的见义勇为行为没有保障体制,奖励基数也很低,往往是人民群众抓了犯罪分子后自己受伤了,却没有钱住院治疗,找到公安部门,也只能象征性地获得一两千元。
      据了解,以前,见义勇为行为没有保障体制,奖励基数也很低,往往是人民群众抓了犯罪分子后自己受伤了,却没有钱住院治疗,找到他们,他们也只能是象征性地给个一两千元救济一下。
      经过决议,邵东县综治办决定,从2008年4月份起,从见义勇为基金中拿出50万元,重奖见义勇为者。这一决议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批准。
      很快,一份关于《在全县开展严打斗争的通告》印制出来,并迅速被张贴到全县主要城区和路口,其中的核心内容部分(即本文开头所述的内容)被制作成标语,长期在县城人流密集的地方悬挂。而印有同样内容的感谢信,则被发放到全县20余万户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通告中首次标明的奖励金额,在三个月后整整提高了一倍。
      在3月26日首次公布的通告中,抓获一名抢劫犯罪嫌疑人奖励5000元。7月11日后,这一标准被提高到10000元。而在这一政策实施前,见义勇为者只能得到2000元奖励。
      其他同档次的奖励标准也从原来的3000元(抢夺)、2000元(盗窃负刑事责任的)、1000元(盗窃负民事责任的)分别提高到6000元、4000元和2000元。

      尝试为见义勇为者投保

      “职业抓手的出现,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结果。”宁建荣表示,“我们当初推出这个方案的初衷是,鼓励见义勇为行为,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流血又流泪。”
      有一种肯定的观点是,邵东是在用一种市场化的方式,破解见义勇为者得不到保障的道德难题。
      从今年4月1日起,邵东县在该县财产保险公司投入5万元保费,对在邵东境内见义勇为者进行无记名投保,保险公司提供最高10万元的保额,见义勇为牺牲者的家属可得到10万元的补偿,负伤者的家属则可以获得10万元以内的医疗保险。这项保险同样适用所有在邵东境内见义勇为者,不论参与人数多少均可享受。
      对于见义勇为者的保障问题,朱学明颇有感慨。
      从做办公室工作开始,从部队转业来的朱学明在政法委工作10多年,经常碰到见义勇为者负伤后无钱治疗陷入困境的问题。
      “他们找上来,我们很同情,却没有办法,组织给一点钱,个人再捐一点,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问题。”为这事,他没少找民政部门,但是民政部门也只能发放2000元的困难补助。
      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后,邵东县政法委有关领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最后,朱学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为见义勇为者买保险、悬赏抓贼……
      今年年初,他提出了要给见义勇为者买保险的方案。方案到了县委常委会后,一些领导虽很赞赏这个方案,却担心保险公司会不会愿意。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保险公司愿意做这样的亏本生意吗?
      朱学明认为,这是一件安民心的好事,保险公司应该能够接受,他准备找5家保险公司,每家投一万元,“这样,每家的风险就分摊了”。
      邵东财产保险公司是朱学明找的第一家保险机构,副总经理张平了看了方案后,马上表示支持:“就全部放我这吧,如果亏了,就算我们给邵东的治安做一点贡献。”
      事情就这样成了。

    第一批职业抓贼手

      8月21日下午3时许,邵东县冬宁路。犯罪嫌疑人刘界武闯入一栋居民楼的4楼,盗得一个金利来皮包后,又到3楼一居民家行窃,恰被回家的户主周某发现。慌不择路的刘界武手持一把匕首,冲向一楼试图逃跑。
      “你们不要逼我,再追的话我就要捅人了。”刘边跑边说。
      “我想都没有想,就冲了出去。”居民杨秋先说,听到外面喊抓贼后,他从床上跳起来就冲了出去。追了100多米后,他发现肖力平、贺旺喜等居民也随后跟了上来,一起将刘界武死死地抱住。在扭打过程中,杨秋先的手臂被划出几道深深的血口子,鲜血在地上染红了一大片。
      杨秋先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邵东综治委马上决定,给3人奖励一万元现金,保险公司随后赶到医院支付医药费。
      在一万元奖金中,杨秋先领到了其中的5000元(2000元奖金加杨秋先本人和护理他的妻子各一个月的误工补助1500元),贺旺喜和肖力平每人2000元。剩下的1000元,邵东综治委则发给当天在场的群众,让他们一起吃个饭,算是人人有份。
      9月8日出院后,杨秋先拿着医院的发票,在保险公司领到了5000元医药费,“还有1543元没能报得了,保险公司说是那些药不属于报销的范围。”
      这是今年第一笔因为见义勇为赔付的医药费,杨秋先也因此成为邵东首倡治安改革以来,既得到抓贼奖励,又得到无记名保险赔付的第一人。
      4月29日,李文权在途经县公汽公司家属院时,独自一人上前制服了一个正在作案的盗窃犯。事后,他得到了2000元奖励。
      李文权坦言,自己抓贼,与邵东推出的治安新政有一定的关系。
      李文权告诉记者,他参加工作以来,至少看到过10次以上的现场抢劫案件在身边发生,其妻子的弟媳妇在街上被抢过3次,“当时,我也去追过好几回,但追不上也就算了。”
      由于一次性奖励少则2000元,多则一万元,这样的奖励金额相当于一个普通打工者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收入,因此,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做职业抓贼手的冲动。
      今年7月,一个摩的司机送一伙人去县城一个小区后,凭感觉认定这是一伙小偷。于是他留了心,特意躲在旁边观看。等他们出来后,发现他们手里多了东西,于是跟踪到他们住的宾馆,之后他把情况告诉了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据此侦查,抓获了这个团伙的主要疑犯。
      抓人那天,摩的司机故意在宾馆门口等,结果一个落网的疑犯匆忙上了他的车。司机暗暗地给民警发了个短信,然后带着疑犯直接去了民警守点的地方,假装方向盘不稳把车放倒在地,民警一拥而上抓获了疑犯。

      “像中奖一样兴奋”

      与这些单个的行为相比,职业抓贼团队的出现,在更大程度上对犯罪份子产生了威慑。
      朱学明介绍,县城一些年轻的摩的司机开始组成一个个小团体,平时开摩的,一旦发现抢劫、抢夺者,就立马联手抓人。
      一个由部分退伍军人组成的职业抓手团队,在邵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这个职业抓贼贼团队来自多个政府部门,他们“作战”的时间主要是晚上、周六、周日,每次出动至少两三个人一组,专门去公交车、菜市场等地方反扒。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抓了6个扒手。
      “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爱好了。”一职业抓贼团的组长郭元(化名)笑着说,休息时别人打麻将,他们就上街到处逛,如果抓了一个扒手就感觉像中奖了一样,特别兴奋。“我们不是专门为钱,但是经济上有了保障心里会更有底。”
      另一支庞大的职业抓贼队伍,是由李世伟牵头的邵东工商联两市镇分会。该分会成立于1997年,成立之初就组建了巡逻队,成员全部是经营户,其中不仅有省市级人大代表,甚至还有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见到李世伟时,52岁的他正驾着一辆喷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字样的汽车,从市场赶来。在他的组织下,市场共有65名经营户,每天分两组轮流执勤,执勤时间是当天晚上的10时到第二天早晨的6时,执勤范围包括两市镇所有市场和社区。这一范围,基本上覆盖了红土岭派出所治安管理的范围。
      4月16日,两名在长沙火车站混迹多年的老扒手回到邵东老家休息,想顺手牵羊一把,不料刚下手就被李世伟等人抓住了。经公安部门审讯,两个扒手还是师傅级别的。5月1日,一个男青年抢夺一条金项链后想跑,又被李世伟等人抓住。
      8月5日,他们听说一个菜市场出现了抢夺耳环的案件,第二天就去设伏,没想到真的抓了个抢夺疑犯,而且正是前一天作案的同一人。
      “他们忙时做老板,闲时抓贼。”朱学明笑称:“老板们可不是冲着钱来的。”
      现在邵东到底有多少职业抓贼团队?朱学明说他搞不清楚。“我自己去反扒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反扒队伍在那里,甚至可能几个队伍的人同时在一辆公交车上。”
      这些职业抓贼手轮流辗转于公交车、菜市场等地方,令扒手们防不胜防。
      邵东一家超市的服务员宁荷说,以前她晚上根本不敢出门,现在基本上可以放心地出去了。

      治安新政不能突破法律界限

      邵东此举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现在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政府部门不应该鼓励人们见义勇为,对不法分子作斗争,而应该鼓励人们“见义智为”,以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应该说,这种想法没错。但是,见义勇为和“见义智为”之间,很难有一条界限。实际上,鼓励见义勇为,并不是一味地鼓励“蛮勇”。从这个意义上讲,邵东重金奖励见义勇为者的方式,以鼓励公众参与治安管理,显然是一种明确而有力的引导和激励。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如果邵东的做法放在社会动荡时期,不失为一个良策,但放在现在就没有推广的价值。邵东采取这种运动式的做法,只能说明当地对违法犯罪打击的力度不大,缺少行政作为,以致将本应属公安机关的职责,一股脑儿推给老百姓。再说,老百姓未经专业训练,参与打击违法犯罪,势必会给其带来生命威胁。因此,只能鼓励老百姓积极举报,而不能鼓励全员参与打击犯罪分子。
      湖南南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曾颜璋的观点则颇为尖锐,他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 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知,普通公民没有执法主体资 格。打击犯罪分子,不能由普通公民去抓,更不能以奖赏的方式去鼓励。
      同时,邵东的这一做法表明,司法机关转嫁了自身的执法责任。司法机关以奖赏的方式鼓励普通公民打击犯罪行为,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职责,转化为普通公民的牟利行为,这突破了法律的界限。
      从传统思维的角度理解,见义勇为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自觉行为,对邵东治安管理的改革,有人认为这是将见义勇为的自觉行为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是被商业化了的见义勇为。打击“两抢一盗”本是公安部门的责任,现在却要普通老百姓来做,警方的责任到哪里去了?配备专车、警棍、手铐等专门器械,如何防止职业抓贼手滥用权力?也是一个受到各方普遍质疑的问题。面对这些质疑,作为邵东治安管理改革的倡导者,朱学明会有怎样的回答?

      总会有争论,关键看效果
      ——对话质疑声中的朱学明

      法制周报:能介绍一下邵东见义勇为基金会资金的来源吗?
      朱学明(以下简称朱):见义勇为基金并不是我们推出这项措施后才成立的,以前就存在,只是资金规模比较小而已。其资金来源有三个方面,即财政拨一点,民间捐一点,老板赞助一点。
      法制周报:按照邵东县出台的这项措施,今年将奖励一大批见义勇为者,这笔资金的规模大概是多少?
      朱:县委县政府给我的权限是50万元,如超过这笔数字,还可以向基金会提出申请,以扩大规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50万元肯定不够,已经发了32万元,现在还要发22万元,后面还有两个月,估计要六七十万元。
      法制周报:你如何看待外界对职业抓贼手就是为钱而来的一些质疑?
      朱:过去,当犯罪分子作案时,由于没有保障,群众参与的主动性不够。现在,有了无记名投保和治安奖励后,大家没有了后顾之忧,积极性提高了,效果更好了。
      法制周报:有人提出,打击“两抢一盗”本是警方的责任,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警方的办事效率差?
      朱:今年邵东公安已连续3年侦破了所发的全部命案,效率是相当高的。人民群众对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进行见义勇为,是我国法律所提倡的,警方和民间力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
      法制周报:如何防止见义勇为者借用政策牟利,甚至参与违法犯罪?
      朱:我们界定的范围有三个,即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所能得到的利益都很低,他不可能给他们(指职业抓贼手)什么好处,即使有,与少则2000元,多则一万元的奖励相比,要小得多,没有人会为了那些小利失去大义与大利的,这就从制度设计上保障了政策的顺利执行。
      法制周报:与警方办案相比,群众参与打击“两抢一盗”,在资金投入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朱:今年以来,我们通过见义勇为者的行为逮捕了140多人,又通过突审这140多人,破获了80多起案件,逮捕了40多个相关犯罪嫌疑人,这些成绩的代价就是32万元见义勇为奖金。
      与公安的破案成本相比,前者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如我们去年抓捕一个杀人犯罪嫌疑人,三下广东,总共花费20多万元。而今年发生在廉桥镇的一桩命案,一个72岁的老人在事发后就紧紧抱住犯罪嫌疑人,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其送到警方手中,我们奖给他5000元,这就是全部的费用。
      法制周报:社会效果如何?
      朱:与经济账相比,社会效益这笔账更加巨大,一是人民群众对犯罪行为的自觉防范意识更强了;二是形成了一种人民群众的包围圈,对犯罪分子是一种无形的威慑;三是减轻了公安部门的压力,让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办一些疑难案件。事实证明也是如此,邵东警方实现了连续三年命案全破,在全省领先。今年前7个月,邵东县刑事发案率下降34.54%。在湖南省统计局民调中心组织的综合治理公众测评中,邵东县在全省排名由去年同期的123名进入到90名。这是近年来邵东第一次进入前100名。
      外界对此有一些看法,这也很正常。一个新的事物的出现,总会有争论,但争论到最后,关键还是要看效果。我们用事实表明,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 
         (稿源:法制周报 作者: 朱春先 陈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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