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如常，近50年基本上不打人

      这位“疯女”本名叫陈业增，现年75岁，杨田村4组人，育有2个儿子一个叫陈松成，现在40多岁；一个叫陈学云，也快40岁了。
      说起“疯女”陈业增，最贴身的人“她”的妻子肖田英，脸上没有丝毫尴尬神情，比陈业增矮了一大截的妻子肖田英，笑咪咪地说“我都71岁了，比他只少4岁，大约19岁的时候，嫁给他，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当时，是大队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他写的毛笔字、粉笔字都很漂亮，有‘陈秀才’之称，曾被选送到城步苗族自治县造纸厂当过职工，回来后做过大队长，还是预备党员，准备提拔为村支书。”
     “他疯了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变成“女人身”，穿女人的衣服、裙子、鞋子、袜子、内裤、乳罩，留长发，说话时也模仿女人的那种嗲声嗲气，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村里人有很多女孩子、妇女外出广东打工，带回了涂口红、擦油脂粉、修指甲的风气，他也跟着模仿。”肖田英站在门槛上平静地告诉笔者。
     “但他疯了之后，跟其他的疯子不一样，近50年以来，他除了打了我之外，在家里丢了一些碗、盆子之类的，都没有打过什么人，干过什么坏事，无论是家里人还是别人。开始时，我被他打了好几次，打得鼻青脸肿，但他没打其他人，也没打小孩，我就认可他是个好人。所以，几十年来，我从都没有想到过要改嫁，都与他同一锅、碗吃饭，直至把二个儿子扶养大。现在，我还是与他同吃。但由于怕村里人笑话，几十年来我没有同他一起睡觉，怕人家说我是老公，他是老婆。”
      “近50年以来，他无论是感冒发烧还是有点神经发作，我都照顾好他，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更何况我还是他的妻子？！大概是在76年的冬天，他神经发作时，跳进了家门前的一条小河，全身摔得於了血，我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使他恢复了身体。”
      “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孤独的，他疯时，大的小孩才有5岁，那时，我与他分居，跟小孩睡，现在，我又带着孙子、孙女睡，也有20多年了……”说着、说着，这位朴实的农家苗族老妇女眼睛中泛着点点泪光。
      关于“打人”之事，外出工作了10多年的同村人阿福说，确实是这样，没见这位“疯女”打过人。“70年代，我们一群小孩子见他打柴、放牛、路过时，看到他一身女人打扮状，就逗乐他、取笑他，甚至用小石子、泥巴掷他，但他都没有发怒，只是听到他叽里咕噜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明白。”

村人回忆，大队干部神秘成“疯女”

      几十年来，“疯女”成了苗家山寨方圆上百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妇孺皆知！
      那么，“她”究竟是怎么疯的？
      笔者在采访中得知有二种说法。
      一种是“迷药说”。杨田村第4组70多岁的肖富妹和几个村民一起回忆，说“陈业增是1958年初就去到县城儒林镇，在当时一家最大的国有企业城步苗族自治县造纸厂工作，干了4年左右，由于村里缺少有文化的人，就抽调他回大队里任干部，做大队长。好像在1962年秋天的时侯，有几个江湖“鸭民”（当地民间有种说法，世代以放鸭游荡为生可成“巫”）放鸭来到该村美丽的资江河畔，安营扎棚，在河边将鸭子放养几个月。有一次，由于‘鸭主’看护不小心，鸭子跑到河边的稻田上来，吃了一些稻谷。大队干部得知后，要处罚这些“鸭民”。‘鸭民’们说，如果硬要处罚，就要让这个大队的人疯几个！放一些迷药、放出一种气味在这个大队。”
      “陈业增不信这一套，不依不挠地带领几个队干部、村民硬是处罚了他们，罚了他们，让他们拿出了60斤稻谷赔给了大队。”
      “当年腊月，杨田村果然就有人疯了，第二年2个，第三年3个，四年时间就有近10个，有男的也有女的。就在1964年，陈业增也变疯了，经常嘻笑怒骂，穿女人服饰，并且胸前配了二个自制丰满的‘人工乳房’，而且，他是这10来个“疯子”当中病情最严重、时间最长的一个。其他的到了80年代也就陆陆续续地奇迹般地好了起来，而陈业增是大队里‘疯子族’中的‘幸存者’。”
      这种说法在杨田村一直流传到现在。
      另一种说法是“批斗说”。在采访中，也有部分村民讲，陈业增在当时犯了一些错误，和同村的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被群众发现就被上级领导撤了职，也取消了党员转正的资格，甚至大队开会时多次拿他来批斗。
      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后来就变疯了。由于他是大队“疯子族”中行为举止最诡异的一个，也成为了杨田大队的“孔乙己”。过了七、八年后，大队的人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没有任何医生医治过大队里这10来个“疯子”，也没有任何的专家来到这个大队调查过。

 家属村干 ，都亟盼有关部门解谜团

      陈业增近50年以来依然如故。
      在采访的时候，“她”一边干活一边思维清淅地纠正村民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些“错误”的说法，如时间、人名等。
      现在，“她”已儿孙满堂，大儿子的小孩已20岁了，在邵阳市读技校。二个媳妇在面对“她”是“家公”还是“家婆”的身份，都没有什么羞愧而言的。
     “她”的妻子得知笔者要拍照，十分乐意，赶忙回房间换了一套干净、没有补丁的衣裤，很配合地站在丈夫身旁，或干活状，或悠闲状。因为，她活到现在这是第2次拍照，第一次是去年3月份从武冈市来了一位说喜欢拍照的人，在街上见到她“老公”陈业增便尾随而来，在她家里“咔嚓”、“咔嚓”一个下午，答应给她寄一些照片过来，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寄来，这次她特意叮嘱笔者，要寄一些照片给她。
      而她丈夫陈业增对拍照有“叽咕叽咕”的意见,说“有什么好照相的,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又不是什么坏人……”
      最后，杨田村党支部书记杨树生、村秘书陈绍国告诉笔者：“我们从小看到陈业增都是这个模样，他老婆始终对他就是这么好，也包括他的儿子、媳妇等。另外，他家里也确实穷，10多个人挤在几十平方米的房子，由于陈业增原来在造纸厂工作过，90年代后，政府就每月补助他10元，但他这些补助的钱都是用来买女人的东西。现在，这几年，已提高到每月19元，希望有热心人士能帮帮他这个不幸的一家。”
      夜幕降临时虽是酷暑时节但亦凉风习习，笔者走在这个苗家山寨乡村小道上，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总是萦绕在心际：曾经是村里的“秀才”、大队长的陈业增近50年来男扮女妆怪异之毛病，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有待政府、专家们前来破解这一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