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个角色是我们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有了父亲，我们才能无忧无虑的成长，所以为人子女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莫要辜负父母的那份恩，那份情。再过几天是6月21日父亲节，特编发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贺爱忠教授写的一篇文章。

——编者

父 爱 如 山

贺爱忠

　　去年父亲节父亲尚能和我促膝交谈，今年父亲节，父亲已在另一个世界呆了四个多月。于父亲而已，解脱了数年病魔的折磨，与分隔了12年的我的母亲在天堂相聚;于我而言，人生从此只剩归途。在这四个多月里，父亲常在我梦中出现，和我交谈。我有记忆以来父亲给我留下的言行，一幕幕不断在头脑中回放。其中回放最多的是父亲对我和我姐姐妹妹那如山般厚重的爱。

为了儿子长大成人 毅然辞职回家种田

　　大约在1957年至1961年之间，母亲生育了三个男孩。因为物质短缺及医疗条件差、药品奇缺等因素的影响，这三个男孩不幸先后夭折了。父母亲非常伤心，甚至对是否还能生育小孩产生了绝望，母亲曾产生过收养别人家的小孩度此一生的念头。一位对命理颇有造诣的亲戚知悉后，对我父母说：“你们不要着急，命中注定有小孩，不需要收养别人家的孩子”。果然，1963年农历4月29日，我姐姐出生了。父母亲非常高兴。又过了一年多，1965年农历二月初六我来到人世。父母更是喜上眉梢。

　　我和我姐姐相差只有一岁多，父亲在相隔十几里的涟源县增加人民公社工作，家里只有母亲一人照料我和我姐姐，还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养些家禽家畜。母亲做事偏精细，欠麻利。照料两个小孩、集体生产劳动、家务事叠加在一起，母亲忙得晕头转向。当时国家号召国家干部、工人辞职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父亲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更为了回家协助母亲抚养我，拒绝了人民公社领导的挽留，于我出生几个月后的1965年5月毅然辞去干了十二年的国家干部这一公职，回家当农民，协助母亲抚养我。多年以后，父亲当年的同事大多走上了市、县、区、乡领导岗位，60岁退休以后领着几千元一月的退休工资。而我父亲只是一个村干部，一分一厘都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才能得到。许多人问他：“你后不后悔当年的辞职决定?”他总是回答：“一点也不后悔!如果我不回农村，儿子很难长大成人。”父亲晚年曾几次把自己和当年的同事进行比较，觉得虽然晚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后代并不比他们差。

为了大女儿升学考试成绩被他人篡改 面诉区委副书记

　　我姐姐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在家干了一段时期农活后，有机会当上了民办教师。20世纪80年代初湘中农村民办教师的收入很低，月收入20元左右(当时大学老师收入同样低，新入职的本科毕业的高校教师月收入只有54元)，但相对来说也算一份比较体面的职业，是农村高考落榜考生的理想选择之一。因此，无论是想加入民办教师队伍，还是在这支队伍里生存发展，竞争都比较激烈。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待遇相差大，民办教师是泥饭碗，公办教师是铁饭碗。当时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一般有这么几条途径：(1)按政策规定熬到一定年份通过考试，转录为公办教师。(2)按政策规定熬到接近退休年龄直接转公办教师。(3)区教师进修学校通过公开考试从每个乡录取2名民办教师进校学习一年，各科成绩合格后，领取毕业证，即可直接转为公办教师。(4)地区教育局向全地区民办教师公开招生考试，考试合格者录取为娄底师范的两年制中专生，录取之日起即为公办教师。前两条途径实行得比较早，后两条途径实行得一条比一条晚，且指标很少，竞争非常激烈。当时就我姐姐这些新入职的民办教师而言，第一、二条途径有点遥远，第三、四条途径虽然竞争激烈，但有希望。最先启动面向民办教师通过公开考试招生的是娄底区(现娄星区)教师进修学校。我姐姐参加了考试，成绩由乡文教办通知到本人，得知我姐姐排全乡第三名，没有被录取。第二天父亲到乡政府开会，偶遇乡文教办支书戴雨其。戴支书无意中透露我姐姐的真实分数是全乡第二，被乡文教办一位负责人抄回分数时篡改了，原因是这位负责人想让自己女儿能被录取。父亲一听很气愤，向乡长、乡党委书记反映此事，跑到乡文教办把这位负责人臭骂一顿。姐姐胆小，劝说我父亲：“算了，不要到时自己不能被录取，还把文教办领导得罪了”。父亲说：“这是大事，欺人太甚，不能就这么算了，要相信党，一定要讨个说法。最坏的结果无非是你种田，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完之后，父亲立即动身去娄底，邀请在娄底一中教书的我舅舅一起到区教师进修学校查分数。区教师进修学校管考分的工作人员不让父亲看，父亲就问“你们办公室负责人在哪?我去找他”。父亲一到主任办公室，发现竟然是五十年代的同事、好友杨慈英。于是很顺利地得以查看我姐姐的真实分数，果然发现抄回去的分数与实际分数不符。杨主任表示，一定会拨乱反正。我父亲心地善良，说“只要我女儿有书读就可以了，不必把那位同学取消录取资格”。但是，按政策规定一个乡只能录取2个人，杨主任没有权力在一个乡录取3个人。同时，父亲想尽快把我姐姐录取的事情落实下来。于是，父亲向杨主任打听区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姓名，于是直接到区委找到了主管文教的副书记李青松。李书记为人正直，听了我父亲的情况反映后，立即责成区教育局局长、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把录取我姐姐的事情落实。由此，我姐姐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第二年的全省民办教师转正招生考试中，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录入到娄底师范学校。

为了治好小女儿的佝偻病 四处求医问药

　　我妹妹于1966年农历6月23日出生，出生没多久，由于既缺乏母乳喂养又没有其他营养品补充等原因，得了小儿佝偻病。一方面，父母亲向全村育期妇女求援，在她们的奶水喂养自己的小孩有剩余的前提下，抱我妹妹去喂养。父母亲一般以鸡蛋、面条等物资向对方聊表谢意。另一方面，父亲四处打听，求医问药，用一些医生建议的中草药治疗。我印象最深的经常扯的草药是干济草(或为疳积草?)，当时我家屋前地上生长了很多这种草。妹妹吃了多种药后，病情并没有根本性好转，双腿无力站起来，整天坐在轿篮里度日，一病就是数年。当时全国尤其是农村药品奇缺，赤脚医生医术有限，父母亲的收入低到近乎零。所以父母亲担心妹妹会瘫痪，但一直没有产生过放弃治疗的念头。父亲心地善良，为人公正，尊重有知识的人。那个年代，农村大搞斗争，除了批斗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以外，就是批斗在农村工作的有公籍、且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教师、医生。父亲虽然是村干部，但一般不参与批斗。父亲还会说公道话，劝说批斗者放过被批斗者。有一次，造反派准备组织批斗公社卫生院院长易阳生，父亲对组织者说，易阳生是个好人，专注于治病，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要批斗他。造反派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放过了易阳生。事后，易阳生偶然得知我妹妹的病情，主动对我父亲说：“你没什么钱，比较贵的药买不起。我有一个偏方，到河里捉一只二三斤重的乌龟，把它绑住，用黄泥包裹，送进柴火中把整只乌龟煨成灰，把龟灰和葡萄糖搅拌在一起喝，喝完即可痊愈。”父亲听了后，即付诸实施。我妹妹患了六年的佝偻病终于得以痊愈。六岁半可以行走自如了。

　　现在，父亲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如山般的父爱永远浸入我们的灵魂。我们将以父亲为榜样，对子女既严格严厉，又满怀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