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燮

　　湘军是晚清社会重大的历史现象，对湖南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构成了湖南近代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面。说到湘军，人们自然会提到曾国藩，因为作为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对湘军的贡献最大，影响最大。但是如果因此就讲湘军的创始人是曾国藩，说湘军创建于咸丰三年，那就缩小了湘军的范畴，混淆湘军的概念。我们今天讲的湘军应该是一个集团概念，是广义上的湘军而不是狭义上的湘军(湘勇)，它是指清朝末年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而兴起的主要由湖南人领导和组成的农民军队，它伴随太平天国运动的出现而出现，主力又伴随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而裁撤，还包括后来左宗棠率领收复新疆的新楚军，以及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率领出关作战的湘军。因此，湘军的创始人应该是江忠源，湘军的先驱应该是楚勇(又叫楚军)，湘军的发祥地是新宁崀山。

　　湘军创始人江忠源

　　江忠源是道光十七年的举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开始创办团练。仅仅这还不能讲他就是湘军的创始人，创办地主团练不是江忠源的首创和发明。不过他的成功之处，是把地主武装的创办宗旨由保境安民转变为保家卫国，不局限于维护一地的社会治安，而是带领团练出境作战，作为国家军队来使用，发挥了它的超常作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江忠源的地主武装不是一般的乌合之众，临时凑拼，而是有较严密的组织，有一套训练方法，“每到月初集训，灌输忠孝礼义，教其兵法技勇”，即为“练勇”。“练勇”之法一直影响到民国，甚至我军的民兵预备役制也能从这里看到一些影子。咸丰元年江忠源率楚勇开始出境独立作战，开“以勇代兵”的思想和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之先河，其所上言兵事一疏被《清史稿》谓为大局成败所关。他的军事思想对曾国藩后来训练“湘勇”及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示范和启示作用(后来江忠源带勇出境转战于鄂、赣、皖等省，江忠源创办楚勇的助手——刘长佑就在湖南帮曾国藩训练湘勇)。

　　江忠源同时又是当时最早提出创办水军消灭太平天国军事思想的人，他上言奏称：要想夺取江东重镇，必先夺取长江，要想争夺长江，必先击败太平军水师，要想击败太平军水师，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守。他在前线同太平军作战，看到太平军有水军优势在长江畅通无阻，提议建造水军对付太平天国义军，这对后来湘军打败太平天国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咸丰元年咸丰三年，江忠源从广西到湖南，保长沙;又从湖南到湖北，战武昌;再到江西，守南昌;最后出征安徽，救庐州。三年时间从知县升到巡抚，成为太平天国早期西征军的劲敌。当时在西线战场，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江中源，有楚勇，江忠源成了清廷初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工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体现者、捍卫者。

　　江忠源三年之内从一个知县升为巡抚，死后被追赠为总督，抚恤极其优厚。他的发迹史给湖湘子弟(包括曾氏兄弟、胡、左等)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他们都把这看成是乱世中加官进爵、封妻荫子的途径和法宝，纷纷投笔从戎。由于有江忠源办楚勇的成功实践，更加之曾国藩的个人素质，其所领湘勇才取代了楚勇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而楚勇也因为主帅江忠源的早逝而退居湘勇之后。

　　先有江忠源在新宁训练楚勇，然后才有罗泽南在湘乡办湘勇。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由于江忠源率领楚勇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的突出表现，声名大噪。于是咸丰帝要求各地仿效兴办团练，全国一下子封了43位团练大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咸丰三年，江中源战死于安徽巡抚任上，而此时曾国藩还在湖南衡阳练勇。在当时，他们两个的关系就好像是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很多时候曾国藩是以给前方的江中源提供兵勇的借口在练勇的。江中源战死后，曾国藩才正式率勇出境。

　　江忠源的存在如昙花一现，但他在组织和训练楚勇上有很多开创性的做法，对后来湘、淮军统帅的建军指导思想有很好的启示作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湘军以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以“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将、“朴实少心窍”的山农为兵的原则，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方法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江忠源与曾国藩都是书生出生，有功名之人，都有极强的建功立业欲望且能独当一面。两人都因练勇起家，得以能与太平天国义军作战。他们为官勤政廉洁但对农民起义军都心狠手毒，分别有“江屠夫”“曾剃头”的绰号。

　　湘军先驱楚勇

　　楚勇最早发轫于道光二十七年的团练，分别在镇压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和李源发起义时取得了成功。咸丰元年江忠源的地主武装被派往广西帮助镇压太平义军，正式号称“楚勇”。它是最早成立且是最早被派往外省作战的地方武装，晚清湘军即滥觞于此，是为中国近代地方军阀之肇始。

　　在广西战场上，清军不堪一击，独有楚勇鹤立鸡群，后来楚勇转战于湘鄂赣皖等省，成了太平军西征的劲敌。湘军吃得苦、霸得蛮、不服输、不信邪的威风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从楚勇身上表现出来的，连曾国藩也讲楚勇的吃苦耐劳和勇猛非湘勇所能相比。江忠源死后，刘长佑时代，楚勇主要在江西湖南广西同石达开作战。石达开负气带兵出走后，转入江西、湖南，主要遭到楚勇的拼死抵抗，被迫转广西入贵州进四川。楚勇后来又在广西镇压了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当年，“湘军楚勇”是相提并论的(这里的湘军是指曾国藩带领的那一部分湘军)。

　　在湘军中，江忠源是第一个因军功升为封疆大吏的。在楚勇中，新宁籍人士有四个成为封疆大吏，且位重权高，江忠源、江忠义存在的时间不长，刘长佑曾任最为显要的京津地区的直隶总督，刘坤一任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两江总督，为晚期湘军首领。

　　湘军采取“儒生领农民”的不同于清代其他军队的军制也是从楚勇开始的：楚勇领头者主要是官员或儒生，像江忠源，江忠义、刘长佑，刘坤一等;楚勇的组成都是当地农民，它们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同乡，要么是亲戚，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所以讲先有江忠源的楚勇(楚军)，再有罗泽兰的湘勇、然后有曾国藩的湘军(狭义上的湘军)，最后是今天广义上讲的湘军(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湘军主力、刘长佑的楚军、左宗棠的新楚军等)。

　　湘军发祥地崀山

　　湘军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湘军发祥是崀山，楚勇的出现跟崀山紧密相连。

　　文化熏陶。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理学思想逐渐成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特别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学风，成为培养湖南经世派士人群体的文化机制。邵阳人文历史源远流长，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宋治平四年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以永州通判权知邵州，改建学宫，兴教化民。周敦颐曾游学崀山，并于新宁崀山的夫夷江畔巨岩上手书“万古堤防”四个大字，据说就在“万古堤防”下面的“莲潭”边写下了千古传颂的《爱莲说》。江忠源、刘长佑都是岳麓书院的学子，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崇奉理学，重视经世之学。江中源是道光十七年举人，尤敦儒崇道，亢爽尚义，有一股封建士大夫殉道精神，立志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尽忠效力。

　　时代背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各省在经济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发展迅速，北方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湖南是北方和东南沿海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新旧两种经济势力和文化思想激烈交锋、互相争夺的中间地区。这一机缘在湖南人才头脑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使他们不甘寂寞、锐意进取、勇于实践、走出省门、放眼全国。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就诞生在邵阳。据史料载江忠源在岳麓书院时期，“尤好谈兵”，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京会试期间，就密切注意新宁崀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会党活动，回家后即组建地主团练，以应变故。

　　历史传统。邵阳，这方充盈着阳刚血性和传奇色彩的土地，有着光荣的反抗压迫、剥削的民族传统。新宁崀山，背靠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处于湘桂黔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中心地带，民风强悍，崇义尚勇，境内汉、瑶、苗等民族杂居，交往频繁，社会成分复杂，阶级矛盾尤为激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崀山的雄奇壮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英雄豪杰。道光年间，新宁先后有瑶民领袖蓝正樽、雷再浩、李沅发以崀山为大本营，揭竿反清，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乃至鲜血和生命在反封建历史上写下了一页页光辉的篇章。其中李沅发率众转战湘、桂、黔三省20余州、县，威震朝野，吹起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奏，敲响了清朝的丧钟。

　　社会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濒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十九世纪，新宁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贸易往来、商品经济开始抬头，使“绥定垂二百年”的新宁社会受到冲击，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增大，阶级矛盾加剧，境内会党四起，危机四伏，崀山地区汉瑶等民族杂居，统治者相互勾结，表现尤为突出。同时商品经济的抬头给人们的思想注入活跃的因素，促使社会生产结构作相应的改组，这样，有些劳动力可以或被迫离开农业生产。

　　地主武装。新宁的地主武装原来就有较强的基础，1844年江忠源自京会试回家后，就联络乡绅举办地主团练。1847年瑶民雷再浩在崀山起义，官军不敌，知县李博、举人江中源“在各村整饬团练以备剿捕”，得民团兵数千人。1849年李沅发起义，新宁拔贡刘长佑、廪生刘坤一“速归督办团练，乡兵不期而会者万计”。

　　宗族观念。新宁人很注重邻里亲戚关系，宗族观念很浓，崇道重义。楚勇先后几个主帅都是举人、拔贡、廪生、监生等儒生，又加上师友、通家、兄弟、叔侄和上下级等各种关系，因此形成了很好的帮带提携关系。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在封建伦理观念的掩盖之下淡化了，封建忠君思想和宗族乡党观念使他们站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较强的凝聚力、战斗力。

　　地理位置。邵阳，向来是大西南陆路交通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可控云贵，下能制长衡。在清代，邵阳既是中原向西南用兵的通衡，又是封建朝廷节制少数民族的前沿。而崀山与广西接界，通过资江可达广西，自古以来就是湖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之一。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受新宁会党和李源发起义的影响，新宁最先感受到太平天国起义风浪，所以当太平天国运动一爆发，江忠源这支在崀山训练而成的楚勇就立即派上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