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言】他们曾以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而自豪，以自己是国家建设者而骄傲。但岁月变迁，当企业或负债穷困或破产清算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为这个行业、这个职业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或许是阵痛，对他们个体而言，却是一辈子的痛……

肖毅彪 姜航

黑古佬坏了肺

      肖源贵说自己死了比活着强。他已经73岁了，是湖南省邵阳市炭黑厂退休职工。早在1980年，他就被诊断患有尘肺病。当时年轻，身体素质也不错，病症没有现在严重，只是偶尔胸闷、气喘。近几年来，肖源贵因呼吸困难，曾两次被送往医院。
      眼前的肖源贵捂得特别严实，他怕着凉。一旦感冒发烧，就得挂上氧气袋，严重了就咳嗽吐血。2008年冬天的多数夜晚，他都是坐在床上不断咳嗽、吐痰等天亮。即使这样，肖源贵也只是买些药吃，他已经不敢再去医院。“企业没钱，自己也没钱。”
      邵阳市炭黑厂是国有大二型企业，曾是邵阳市的纳税大户，与沈阳炭黑厂、自贡炭黑厂并驾齐驱为全国三大炭黑厂。建厂初期，邵阳炭黑厂的年轻工人们日夜奋战，结束了我国从国外进口炭黑的历史。
      上世纪70年代，邵阳市炭黑厂扩建，工作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工人们依然用板车等原始工具拖拉产品入库，车间没有空调，夏天温度高达42°C，机械操作温度超过100°C。厂区内，灰尘、烟尘、毒气漫天。1米之内，根本看不清东西。工人们除了牙是白的之外，其他都是黑的，吐出的痰都像稀泥一样，被附近的农民戏称为“黑古佬”。“到澡堂洗澡要花一个多小时，冬天热水又少，我们就懒得洗，常常连班倒，一连工作16个小时。”当时，累计有126名职工在体检过程中，查出患有尘肺病，病期最短的3年，最长的已有18年。

奈何企业背巨债

过去的炉化车间如今千疮百孔

      肖源贵是炭黑厂的工程师，但也没摆脱噩运。他说要是早知道会得这种病，肯定不在炭黑厂工作。其实，肖源贵没料到的不止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冲击，2002年底，邵阳市炭黑厂因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而负债累累。
      停产后，邵阳市炭黑厂陷入了特别困难的境地。多数职工拿不到工资而自谋出路，厂部留守人员的生活费无法按时按量发放，企业改制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每年仅靠几十万元的场地租赁费艰难度日。笔者调查得知：邵阳市炭黑厂已累计拖欠职工工资500多万元，拖欠医疗费270多万元，其中欠职业病患者医药费60万元，拖欠养老保险费好几千万元。
      肖源贵说：“我们这些有尘肺病的人中，退休工资最高的也只有800多元，一般的下岗职工只能在春节时得到厂里发的120元生活补助。几十岁的人了，有的晚上还出门捡破烂。”
      笔者采访了邵阳市炭黑厂的留守人员，“我们也无数次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请求设法解决职业病职工的医疗费用。企业现在是真拿不出钱来，不过有时特别困难的职工来，我们也给过三四百块钱。”
      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尘肺病Ⅱ期患者，如果接受普通的治疗，每天要花费100多元。这个费用包括吸氧、吃药调剂、床铺费、日常的拍片化验费。一旦发病，费用远不止这些。”
      2007年底，医疗保险在政府基本减免的情况下，邵阳市炭黑厂的全厂职工都加入了。但对于加入工伤保险，企业根本没法筹到资金。当地医疗保险部门听说是职业性尘肺病人，不给公费治疗，要患者自己付费。
      炭黑厂76岁的老职工黄立华是Ⅱ期炭黑尘肺病患者。2008年1月，他住进邵阳市一家医保指定医院。医院听说是尘肺病人住院，直接说这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要住院必须自己交钱。后经多方协调，隐瞒了黄立华的尘肺病情，才办理了相关住院手续。

跪着等死

铁门紧闭的生产区

      肖源贵说：“现在，炭黑厂还有67个尘肺病人生不如死，去世的黄玉坤是享福去了。”
      黄玉坤是2007年去世的。去世前，黄玉坤住在不到6平方米的煤球房里，每个月的养老金只有几百元，儿子下岗，妻子没有工作，除了伺候他的吃穿、熬药外，平时就靠拾垃圾支撑家庭开销。2006年国庆节，黄玉坤拿起电线，想了结生命，被家人及时发现挽救。2007年春，黄玉坤因心肺功能衰竭死亡。
      尘肺病是一种无法完全治愈的病，洗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痛苦，减缓病情的发展，但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病情。严重的患者会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要保持跪姿，最后往往发展成肺心病，全身多个脏器全面衰竭。”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病人的诊疗、康复费用，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人的社会保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社会保险的规定执行。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炭黑厂的留守人员介绍，过去厂子效益好时，承担了这些尘肺病人全部的医疗费用，病情严重的还被送到外地去治疗。只是现在，笔者见到炭黑厂大门紧闭，曾经的炉化车间已经千疮百孔……
      肖源贵说：“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这些为国家劳动一辈子的人，到了晚年忍受疾病的折磨不说，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在他看来，曾经无怨无悔的付出，换回如今跪着等死，是没有理由并且悲惨至极的事。

不能这样当了球

      一直为自己是否疑似职业病人而上访、打官司的张文森，听笔者说起肖源贵等老工人的悲惨境况，叹了口气，“他们比我们惨多了，起码我们暂时好端端地活着。”
      张文森原是某市冶炼厂的职工。他告诉笔者：“你们不要说我是哪个市的，也不要用我的真名，免得麻烦。”这家冶炼厂曾在中国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占有重要地位，有近两万职工。但最终因排放的大量废渣、废水、烟尘，让居民受害不浅而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按规定，冶炼厂的职工应该每年都到职业病医院体检，但企业没那么做。破产时一检查身体，有1000多人被确定为职业病人，有700多人说是砷超标，就是既够不上职业病人，又比正常人高。”张文森说自己就属于这700多人当中的一个，他认为砷超标就是疑似职业病人。按规定，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从企业破产到现在，已经8年了，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算，你算算我应该得到多少赔偿。”
      让张文森纠结这笔赔偿的原因并非全是经济问题，他觉得自己给企业做过贡献，并因此付出了身体的代价，“国企不能像外企似的，用你的时候百般好，不用了就当球踢。”

庭长让他别告了

      据张文森回忆，企业破产后市政府曾拿出300多万元，补偿给砷超标的700多职工。“不是疑似职业病人，政府赔什么钱？”张文森更加有理由质疑。他到破产清算组了解过，到现在约有70多人没有领取这笔钱，原因不一。张文森和三个人没领的原因在于，他们申请了疑似职业病鉴定。
     “当时，市卫生局提名5个专家，都是市里的。”因为鉴定人与事件相关，申请人可以要求回避。于是，在鉴定马上要开始时，张文森以专家都是市里的，应该回避为理由拒绝了。最后，又抽了7名省直医院的专家进行鉴定。
       此时的张文森已经陷入了秋菊打官司的境地，怎么都要讨个说法。尽管已隔四年，他体内的砷或许已经不再超标，但他依然要为曾经的付出争取到底。“我们这700多人中有一个肝衰竭去世了，砷超标会对肝有影响。”
      最终，这次鉴定因一位被张文森称为正义的院长写下：由于相关资料记载不全，我们的业务水平有限，故无法鉴定而停止。
      后来，张文森曾到法院起诉。第一次见面时，庭长了解了情况说：“不用再搜集证据了。”张文森说言外之意是你们就等着赢吧。结果第二天去法院，庭长就换了语气，“算了，别告了。”

还有N个肖源贵

整天与药为伴的尘肺病患者、老工程师肖源贵

      与肖源贵等特困国企职业病人的痛不同，张文森更多的是心痛。“政府为什么不按照规定来对待破产国企的职工，确切地说是我们这些疑似职业病人？”他始终认定自己是疑似职业病人，“其实当时职业病医院已经把我们按照疑似职业病人上报了，只是卫生局不承认。”
      问到他怎么知道医院按照疑似职业病人上报了，张文森说：“现在国家不是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吗？我们要求卫生局调卷公开，他们非说医院没报，就以报表不存在为理由而拒绝了。没报？这不合法啊！”
      后来的发展是，张文森申请了行政复议。“卫生局拿出了一份报表，我一看，那表有问题，和我们厂当时的职业病人数对不上。”张文森又去法院告行政复议机关，“有职工给我们运送‘炮弹’，提供证明。其实我们这些在企业拼命干过活儿的人都不死心，被企业被政府搞伤心了。”只是，这一切至今仍无结果。
      面前的张文森，看起来身体不错，他也说砷超标不至于要命，自己到现在也没啥强烈感觉。这些年，在打官司告状的同时，张文森也从事了不少工作。“企业破产了，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活下去。这一连串的告啊，找啊，都得花钱，这是为老代价付出的新代价。”他说现在和当初的想法不完全一样了，“最早就是一心把我们付出的讨要回来，现在内心多少是有放弃的意思。我们一个小工人能有多大能耐，比我们惨的工人多了。”
      在这个追赶GDP的时代，肖源贵们不止这么多，张文森们亦不在少数。他们的职业代价太大了，像没了娘的娃……
     （稿源：第3期《当代工人》杂志 本文张文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