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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往事

文/李 斌

　　欲说当年好困惑，留下真情从头说。

　　掀开尘封的往事，品味行如流水的人生，岁月静好?

　　“做梦都想呷肉包子”

　　小金江畔的水口小学，是我人生的启蒙地。

　　五年的时光，让我记住了学校那栋四合院结构的木楼，现在虽不复存在，但木楼的影子已深深烙在脑海里，时时回放。

　　发生在这座木楼里的故事很多，但最让人兴奋的事，当数读书期间被选入校排球队的那些日子。因为每天的最后一节课，排球队员可以不用上课，去排球场集中训练，这是其他同学可望不可及、十分羡慕的事。

　　每每想起当初的幸福和优越，不禁哑然一笑。也正是在小学阶段打下的排球基础，才得以在绥宁七中读初三时，带校排球队参加在绥宁二中举行的全县北片排球赛时勇夺第一，才有了报考邵阳体育运动学校的资格，以至后来的人生因为排球而改写。

　　小学的正对面有一片山，是学校的学农基地，山上栽满了经济林，林下则种满了油沙豆，油沙豆在当时是一种美味，每到收获季节，学校便组织学生上山收豆子。翻开草皮，下面便是一颗颗亮闪闪的油沙豆，同学们顾不上水洗，偷偷用衣袖揩几下，放进嘴里，酥香、味甜、可口，难得的美味。直到现在，那种味道还是那么令人回味向往，难以忘却。

　　七十年代，家里人要出集体工，挣工分。我们这些小娃娃，很多事不得不硬着头皮学着做，做饭、炒菜、洗碗、看牛、扯猪草、剁猪草、砍柴等等，就我而言，家长基本没有让我在家里学习的概念。如果早上不去放牛，放学后不去砍柴，饭后不做家务，那可得有好戏看，轻则一顿骂，重则头上几个“杨梅责责”，或几个巴掌，让人胆寒后怕。

　　家里还给了硬性任务，周一至周五，早上和下午放学各砍一头柴，周六上半天课，放学后需砍两头柴，周日顺理成章要砍四头柴，也就是两担柴。

　　家家户户都烧柴，周围山上被砍得精光，就连十几米高的松树、杉树枝条都未能幸免，只要是能砍的，都被成群结队的孩子们砍光，要想砍头柴还得走上三五几里小路，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完成任务。

　　有时还会遇上意想不到的危险。记得有一次，我走在队伍的前头，刚走到半路，两条锄头棒粗的五步蛇横在路中央，我差点一脚踩在了蛇头上，吓得我赶紧收回脚，掉头就往回跑，好些天不敢进山。就是现在，一想到蛇或看到蛇就心惊肉跳。即使在电视上看到蛇，晚上睡觉靠得住是做一晚上的蛇梦。

　　一天下午，我在一座坟边砍柴，也许是别人害怕不敢来吧，这座坟边的“洋刚柴”格外粗壮，足有几十株，与一些小竹子混长在一起。我虽然对坟墓心生怕意，但经受不住那一根根“洋刚柴”的诱惑，还是硬着头皮一刀刀砍去。

　　正砍着，突觉眼前有一道绿光闪过，抬头一看，不得了，一条竹叶青蛇正盘在一根“洋刚柴”上，三角头昂着，吐着信子，恶狠狠地盯着我。吓得我把刀一丢，转身就往山下狂奔，连剁好的柴也忍痛割爱了。

　　回到家里，小心脏还是怦怦地跳，半天回不过神来。

　　事后同小伙伴们讲起，都取笑我说，那蛇肯定是守坟的，算你运气好，没被咬着。直到现在，一看到坟墓就心生恐惧。

　　人生多历险。一天，与伙伴们去黑山里砍柴，为了剁树枝，一不小心踩断一根枯枝，从近十米高的松树上摔下来，重重地掉落到地上，还好，是一片松软的草地，没什么大碍，如果下面是石头或树桩，早就没命了。

　　砍柴的小伙伴有一个固定的群体，都住在上、中、下三条街，年纪相仿，每一次上山砍柴，一路总是嬉笑打闹，打仗的游戏玩得最多。一次去周家的山冲里剁柴，一行十余人在田间地头追逐，我为了抓到一个“俘虏”，居然不加思索，一跃从五六米高的高坎上跳下，当场被摔得半死。

　　如今想起，后脑勺也是直冒冷汗。

　　那么多次站在鬼门关，还好没有被拉进去。多亏茅坪村有个远近闻名的“水师”康巴子，他的一碗水很神奇，治好了我十几岁时的两次伤痛，一次是右手腕骨折，一次是扛木头时被压伤的腰。

　　现在好了，液化气、电、沼气等新能源的出现，山上的绿又回来了，重新焕发生机。农村的孩子再也不用背着柴刀去山上砍柴，也就不用去经历我们这一代曾经的劳苦。

　　那时没有读书成才或考学校跳龙门的想法，农村里的大人也没读什么书，能有高小文化的凤毛鳞角。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将小孩放到学校里识几个字，认得钱，会简单计数，不要被人算计就行，等小学或初中毕业，不是文盲了，就回家种田。

　　遍地是青山，满眼是良田，农村的出路就在山水之间，根本不用考虑去考什么学校，再说那时考个中专或大学，比登天还难。

　　学习好与坏，一点印象也没有。隐隐约约感觉到语文学起来还是容易些，语文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好，我也喜欢上语文课，作文经常在班上做范文。也由于这个原因，一直到中专毕业，语文老师都对我厚爱一层。

　　而数学老师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待见了，以至于我一直不喜欢上数学课，数学成绩也就总提不高，能勉强及格就不错了，每次考试，都是数学拖后腿，初中毕业会考，120分的总分才考60分，而语文则上了110分，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在小学阶段还有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习惯，那就是特喜欢看课外书，并且每天晚上看书到深夜，这一习惯保持到了现在。有人说，你每天看书，还在临睡前躺着看，怎么就不是近视眼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总之，目前眼镜与我无缘，从看书的量和时间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特例。家里没有书，就到同学那里四处借，什么书都看，看得很杂，四大名著也就是在小学期间看完的。

　　湘黔古道连通高沙和洪江，水口是必经之路。上街、中街和下街房屋连成一线，上街和下街均由两排木结构的房子组成，唯独中街一边是木房，临河一边全是栏杆，有专供村民和路人休息的长木板。三条街的中间大都是青石板路，井然有序、店铺林立，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如果完好保存到现在，那肯定是国字号的古村落了。

　　很可惜，后来住在中街的一五保户家失火，将中街烧得荡然无存，当晚正在学校操场看电影的人们做梦都想不到，一条街这么快就消失了。此后，一座座砖房子在原地重新站了起来，只是再也找不到儿时的味。由于多种原因，随后上街和下街也日渐落败，住户要么搬到了公路两边的新砖房，要么就在原址拆旧建新，换成了大洋房。

　　家的对面是公社饭店，那里的肉包、面条、客餐让人看了就滴口水。一碗面条加上肉哨子，老远就能闻到香。包子出笼的时候，热气加菜香味，恨不得跑过去抓一个就往嘴里塞。过路的、赶集的，有钱的都会去饭店里坐坐，或吃包子，或吃面条，或端上一碗饭，或呷一个客餐，所谓的“客餐”也就是一碟辣椒炒肉，我觉得那就是幸福生活了。

　　饭店里总是坐满了人。我只能隔着一条过道看着对面的美食滴口水，想吃没钱啊!店里的服务员一个个忙得上窜下跳，连招呼客人的口气都神气十足。如果是现在，早就被投诉待岗学习或炒鱿鱼了。

　　“做梦都想呷肉包子。”就这么一天天闻着饭店的肉香，身体在慢慢长高。

　　我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喜欢小人书。公社供销社里面有一个专门售书的柜台，80年代初，连环画也就是小人书因图文并茂，很受我们这些农村小孩的青睐，只要新书一到，我就要去看上几眼，哪怕是看看摆在里面小人书精美的封面，心里也很满足很享受很开心。也会想方设法去攒钱购买，赚钱的办法很多，上山剥粽片、挖眼闭姜等等，挑到供销社就可以换成钱。

　　书很便宜，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把一年中所有的“收入”积攒起来，也能买下一些喜欢的小人书。

　　放暑假，将自己和同学的小人书集中起来，到街头摆个书摊，供路人阅读，收2分钱一次，然后再将这些收入换成新书。

　　几年下来，也买了200多本。《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经典连环画都有好几大箱。因初三便离家外出读书，这些书放在家里，久而久之，便不知所踪，很是遗憾。前些年专程到家里寻找，仅翻到几本，且残缺不全，上有老鼠啃过的痕迹。

　　因为小人书，我还天天扳着指头算日子。那个年代物资不是很丰富，物资交流会是农村里最让人开眼的一个大喜日子，也就是现在的赶集日，周边几个公社轮着来，几天轮一次。

　　每到这一天，各地的商贩或肩挑或用大篷车运来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在一个较宽敞的地方，支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吆喝起来。我钻进市场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去看有没有小人书卖，只要有，我就守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翻看，没有钱买，就过过眼瘾。

　　为了捡回儿时的喜好和回忆，近年陆陆续续购买了上万本小人书，定做了几千元的书架，空闲时翻翻，心清气静，很惬意很回味。

　　小人书，给了我不一样的童年，现如今还能陪伴到老。

　　在小学，让人深刻的还有每天清早的油炒饭，冬天的小火桶。在小火桶里烤豆子吃，喷香了整间教室;课余争分抢秒打四角板;放学后一路玩打仗。我在伙伴们当中被称为“司令”，还配了“警卫员”，邻近几家的房里房外，都是我们的“战场”。

　　童年的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从手指间溜走。

　　“难道就是务农的命”

　　日子如流水，小学五年一晃而过。

　　顺理成章跨进了公社中学大门，中学就在街上，离家只有几百米，很近。

　　那时一学期的学费两元左右，靠近河边的一间教室是初一28班，我当时便在这个班上，现在还记得当时的班主任是位女老师，语文老师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小说写得好，也出了不少的书，现在你可以读到他的《黑喜鹊 白喜鹊》《有鸟的秋天》《老标语》等著作。他教语文，很有特色，大家都喜欢，那时还不知道他后来会是一个大作家，只觉得他课堂上的课讲得生动有趣。

　　那时不开放，也没有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农村人没见过世面，闭塞的环境导致男女同学间很少说话，打死不相往来。

　　班上有位女同学，与我同桌。我经常找她的碴，用粉笔在课桌上划了“三八”线，只要她的手臂过境，我就一拳头下去，又准又狠。每次她都被打得哇哇叫，我还幸灾乐祸地说，小猪仔仔又叫了，全班人哄堂大笑，全然不顾她的感受。现在想来，真的是无聊透顶，也是不可原谅的一件事。同桌一个学期，也没有讲过什么话。

　　她人很漂亮，以至现在还记得她当时清纯亮丽的模样。初中后也就没有再见过她，也不知她去了何方，也曾打听过，由于通讯不灵、交通不便等各种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上。

　　近几年微信把天南地北的同学、朋友圈到了一起，才有了她的消息，也就有了微信联系，还是未曾谋面，美好还停留在初一的印象里。

　　初二，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都换了，我对课外书也格外上劲着迷，上课下课想方设法看，要么放在课桌里面，要么放在课桌上，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学习成绩也就直线下滑。

　　有一天，班主任将我叫到教室外面，直言不讳地说，你这么喜欢看课外书，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你可以回家去看。这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是啊，读书也考不起学校，迟早是要回家种田，迟回不如早回，反正是农民。加上当时不少小伙伴早已放下书包不读书，每天去十几里外的深山里扛一根杉木或挑一担竹麻回来，就可以卖十多块钱。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天十多元的收入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那时还没听说过万元户的词，钱对于农村家庭是多么地重要。

　　也许是每天十多元的诱惑，我果然依了班主任的话，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校园，把课本束之高阁。

　　一群不读书的农村娃，很自然就成了很好的伙伴。他们先我离校辍学，在扛木担竹麻上有一套，他们知道山场，也清楚行情。我便入了他们的伙，每天清早也就是四点左右，自备早饭腰别柴刀，一路结伴前往二十几里的老山里，寻找可以卖钱的杉木，一般要找直径十四公分以上的，长约两米的木条。在偌大的深山密林里，要想找到一根可以卖到好价钱的木头却很难，因为很多人天天在山场里转悠，人人都想钱。就是找到了，要把木头扛回家也不是件易事，路上有上坡下坡，还有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了了界”，从山脚到山顶九曲十八弯，打空手上下也让人吃不消，何况肩上还有100多斤的木头。

　　现在想来，也真是服了我们这群十几岁的人，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让100多斤压在身子骨上。参加工作后，经常谈论自己身高，总是自我解嘲，说是小时候扛木头压矮的。

　　春天嫩竹见风长，到枫木湾、柒嘎两等老山里去砍嫩竹是我们的另一个营生，挑100斤回来，风干后可以有20余斤的竹麻，卖到县造纸厂设在当地的竹麻收购站，按质论价，如果认识收购员，可以定个好等级，也能卖到10块钱左右。

　　开始的几个月里，虽然身体很受累，但看到能挣到不少的钱，可以买很多的课外书，心里也乐滋滋的。

　　既然不读书了，那就得做农活。每天清早扛木或担竹麻回来，才到中午，那中午和下午还得忙农事，春天要将猪栏、牛栏里的农家肥挑到田里去，要牵牛去山界上的田里犁田耙田，要育秧扯秧莳田，夏天要打药看水除草，秋天要打谷晒谷收草。

　　最让人恐惧的是水田里永不消停的蚂蟥，它的吸血本领让人心惊肉跳。

　　街上突然来了个外地人，每天挎着个海鸥照相机走街串户照相，收入也不错。于是，认他为师，学起照相来。

　　用卖木和竹麻的钱买了照相机、放大机、显影粉、定影粉、相纸等照、扩、冲等器材，正儿八经地学起照相。跟随师傅外出照了几次相，在暗房里学洗了几次，便掌握了全部技术便也给周围的人拍照收几个钱。

　　这次学照相，为后来在报社当记者做编辑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有一段时间想不起来，当时的照相机放哪了，到底是卖了还是送人了，不得而知。如放到现在，也是一个古董了。后来小妹提醒，母亲曾亲口告诉她，说我将照相机卖了，钱全部交了学费。

　　家里的房子因建在小金江和菖蒲江的交汇口，年年涨水，不安全，房屋的基脚年年被洪水洗空，险象横生，几次差点被水冲垮。

　　父亲另找了块宅基地，把家从三角庙搬到了供销社对面的山边，屋后岩石突兀，很陡，时常有土石往下掉。住在江边不安全，其实在这样一个经常掉石头的地方住得照样不安稳。以至前几年一块巨石突然掉下来，母亲从此离开了这个世界。

　　屋前是马路，每逢赶集日，人来车往，非常热闹。家里开了个经销店，卖些百货，糠果烟酒很是行销，父亲是理发师，因手艺好，生意不错，每天都排了长队。

　　农忙季节一过，我又被逼着学手艺——理发。从内心讲，我是不肯学的，因为看到有些人的头上或油光发亮、或一层头皮屑或“色婆”密布，还要用手去给他们搓洗，令人作呕。但父命难违，虽有一百个不情愿也不敢抗命。

　　起初是极不习惯，学起来也很反感，嘴上不能说，否则会挨打。很快，剪平头、理分头、剃光头，修面，刮胡子，掏耳朵，一一学会。

　　农闲时节，每天要做的就是清早或放牛或砍柴或去老山里扛木，白天理发照相做家务。

　　照相、理发，钱是有挣了，但心里还是有点失落感。每天看着同龄人背着书包从屋门前走过，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天清早，父亲命令我挑一担大粪 ，送到几公里外的稻田里，由于山路弯而窄，柴草丛生，一脚踩空，人、桶一起滚下，结果可想而知。到河里冲洗干净，换上表兄的衣服。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去读书。读书起码不要成天做农活。

　　日子如流水，转眼又是一年。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想想每天的艰辛，失落和心酸的感觉油然而生，当农民太辛苦，太劳累，只有去读书，考出去。开始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要读书。三个字突然从脑海里迸出来，也许是一年农民经历催生了这三个字。

　　1986年8月的一天，见中学一老师从家门口经过，我便追上去，央求他准我开学时到他的班上读书。他起初不同意，说你都回家一年了，赶课有问题。在我的一再苦苦请求下，他才准许我跟班试试。回家同家人说起，见我意志坚定，也不好反对。狠狠摞下“想读就去读，读不出身，田地伺候”这么一句话。

　　父母给了生命，是否精彩、幸福得靠自己。他们清楚，想去读也是去玩一年，毕业了还得回来修地球，不会相信儿子能读出个名堂。

　　为了不落伍，我利用假期在一个回乡的高中生办的英语补习班上补了英语。

　　直接读初三，有了一年农民经历，对读书的机会也就很珍惜了，还是下了苦功的，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初三只有一个班，人也不多，三十几个，但大家都很努力，学习氛围也很好。

　　我在班上语文、政治每次考试都能列前三，总分有时能挤到第一或第二位上去。期间还第一次进县城参加全县的体育运动会，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也体验了一把“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一年很快结束，初三毕业会考，我很荣幸与另一名女生到县城参加中专招生考试。很可惜，因为数学这条“短腿”，我名落孙山，并且落到了低谷，高中也没有考上。

　　命运真会捉弄人。我时常问自己：“难道是务农的命?”

　　我不信这个邪，决意“东山再起”。

　　“我终于跳出了农门”

　　想读书的心没有死，还想去拼一把。

　　绥宁七中在首两届的初三毕业会考中成绩斐然，大部分毕业生考上重点中学，升学率极高，在全县首屈一指，名气很响，每年暑假都要招收一批插班生。

　　得知此信息，暑假我也报名参加了该校的招生考试，居然被录取了。

　　第一次到外地读书，心里乐开了花，新生活重新开启。

　　我挑着铺盖和水桶等行李，来到30里外、位于瓦屋塘的绥宁七中报名。校园里报名的人很多，这里是寄宿制学校，农村出来的初中生，年纪小行李多，其他学生都有家人陪着，唯我独来独往，心里不免有所失落。

　　复读已兴起在高中，有的为了考个邵阳师专，复读七八年的也大有人在。我考个高中也要复读，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光彩，担心复读了再考不上那就是人生的耻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非常幸运。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我的语文成绩让他刮目相看。由于有班主任的青睐，班长、团支部书记，校学生会主席，体育部长四个官职我一肩挑，还安排我同班上一位漂亮的女生同桌。女生的父母在供销社上班，呷“居民粮”，平时很洋气，对我这个呷“农村粮”的爱理不理，我什么想法都不敢有，枉费了班主任一番苦心。

　　同学笑我不但当了一身的官，还有美女坐一凳。班上，只有我一个男生同女生坐，其他都是男女不搭配，男生无不眼红冒火。

　　直到现在，同学们聚会，还经常当做笑料谈论。

　　开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与几位同学办起了绿苗文学社，开始散文和诗歌的写作，做着作家梦。还自发参加了广西“柳絮”杂志社的文学函授和河北青少年自修学院的新闻、文学函授，在学刊上发表了处女作。作文《美在山乡》在县里的“我爱家乡环境美”获奖，作文《中国》在学校作文比赛中摘了一等奖。

　　学校组队参加全县北片排球赛，我被选为队长，带领十几名队友奋力搏杀，打败了呼声最高的东道主县二中排球队，这在当时是始料未及的，论实力和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不可能取胜，但我们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志，硬是活生生地把他们打趴下。

　　在学校，我的作文被同学们认可，在毕业的留言册上，无不写下了“祝成为一名作家和记者”的良好祝愿。

　　现在，虽没有成“家”也没有领过“证”，但多多少少与文学和新闻有点关系，毕竟在新闻宣传工作岗位上干了二十多年，发表了上万篇新闻和文学作品。

　　磕磕碰碰一年，毕业会考后，估计分数能达到重点中学的录取线，因向往县城的繁华和文化的繁荣，我果断地在志愿栏填上绥宁一中和绥宁三中，绥宁二中是县里的重点高中，但学校座落在乡里，分数线会比绥宁一中低一些，我不想去，便坚决不报。

　　当时的想法是，考大学是不可能的，能在县城读三年高中，做三年城里人，也算是人生的一大美事了。三年可不短，在县城生活三年，对农村的人来说，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现实很残酷，老天也真的会开玩笑。录取分数线一出来，我就呆了，离一中分数线差10分，却超了二中分数线10分。就这样与重点高中擦肩而过，只能读绥宁三中。有大学梦的人基本上都是去了重点高中。读就读吧，三年不短，千余天的县城生活足让我们这些农村里来的人兴奋一辈子。

　　1988年9月1日，开学报到，成了一名高中生，心中不免沾沾自喜。

　　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曾经一年的停学务农，在别人眼里，我今生今世只能在家里做一个农民。

　　也许是毕业会考分数较高的原因，一到班上便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另眼相看，指定我当班长，将我安排在正中第一排位置，这让很多同学心生嫉妒。

　　高中的课程对我来说，不是一般的难，是非常的难，因为我理科的基础差。语文还好，可以无师自通。但数学、化学、物理三门课，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如同天书，习题一个也做不起。我想，这下坏了，如何应对考试，如何坚持得下去，看样子还是得打回原形，三年后再回去当农民。

　　虽然很惶恐，但也坚持着，上课听不懂，就努力装着认真听课，晚自习看不进书，做不起习题，就照抄同学的，然后写起诗来，每天写一首。

　　身后是一位家门女生，很谈得来，无话不说。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看你在黑板上写字，怎么越写越往下走，那是象征着人生走下坡路，只有越写越往上走，那才是拼搏向上的人生。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能有上坡路可走吗?不就是一个农村里的孩子吗?能有前程?虽然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讲要有远大理想，长大当科学家，当教师、当作家、当医生等等，可几门理科成绩告诉我，能有美好的人生吗?只能是梦想!

　　有梦就有想，有想就有机遇。这机遇还真的来了。进入高中一个月左右，一天课间休息，得到一个信息，说市里成立了一所体育中专学校，要从全市高一的新生中招考首届60个学生，必须是在全县性体育比赛中取得前三名的学生才有资格报考。

　　我的天，全市那么多高一学生，才收60个，比考大学还难呀。还好，一问，我参加并取得的北片排球赛第一名有资格报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报个名再说，不试试怎么知道。

　　也算是老天开眼，文化考试、体育测试、体检、政审，一路畅通，居然成为了六十分之一。

　　国庆节后，我告别了绥宁三中，回到家里迁户口，正正式式“农转非”。

　　我暗地里乐开了花：“我终于跳出了农门。”

　　“你真的是胆子大呀”

　　宝庆府，我来了。

　　揣着1100块钱的学费和一点生活费，再次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比县城要大许多的城市读书。

　　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在原来的市体校和体育中学的基础上兴办的中专学校，校舍低矮，设施陈旧，除了排球馆、体操馆还过得去的话，其他设施简陋得无法用语言表达，连间像样的教室都没有，一个班60个人，还要分成两个小班在两个小房子里挤着上课。这一状况一年后才有所改善，再合成一个班集中上课。

　　在这里才真正体会到了城乡的差别有多么大。同班的同学大部分是市区的，县里有一些，但都是县教委或体委的子弟，也都是在县城长大的城里人。只有十几个是乡村来的。至于差别在哪里，就不用多说，大家也都心里明白。

　　还好，绥宁来了四个，我和另一个男生来自同一个山村，平时也就两人一起玩得多，一起逛街。

　　三年中去的最多的就是东风路和红旗路，这两条路不宽，店铺林立，车水马龙，最繁华，中间一座青龙桥将两条路连为一体，说是两条路其实就是一条有桥连着的街。

　　每天下午放学，只要没有其他安排，我们就去街上溜达，从这头走到那头再打转，一个小时左右。不是去买什么，因为没有钱，只是学校太小，呆着索然无味，出去走走，看看花花世界，散散心，打发时间。

　　社会上对搞体育的都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为了不沦落为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便一心想在文学上搞出点名堂。在学校不忘写诗，诗兴来了，深更半夜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写。

　　班主任老师对我很照顾，经常拿稿纸给我。在一些刊物上发了几首诗，在学校小有名气，大家都称我为“诗人”。至今，那些诗稿保留完好。

　　那几年治安环境不是很好，我也有幸在学校的训练场上见识了一回，这个训练场是半封闭的，两头各有一条门连通校外，市民可以随意出入。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学校没课，我和一位同学在训练场上坐着聊天，只见4名衣着花哨、手臂有刺青、头发卷曲的小青年向我们包抄过来，我和同学感到不妙，但又无法躲开。只好硬着头皮在那一动不动地坐着，看他们想做什么，心脏怦怦地跳。

　　他们围近，张口便说，有烟吗?我说没有。他们便想动手，我见情况不对，便赶紧说，可以去给你们买烟。我将手放进口袋里，他们以为是掏钱，便停止了行动，全都盯着我。我不慌不忙掏出一本外地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证，对他们说，我是来这里采访的，你们带我去买烟，有什么事好商量。

　　他们见我不是说的本地话，又掏出了一本硬壳特约记者证，他们相互对视一下，不约而同地散开了。特约记者证在当时也是很稀罕的，社会上对记者有一种敬畏。

　　我和同学手心背心早就被汗浸湿了，多亏了不久前应聘一家报纸做特约记者，如果没有这本特约记者证，怕是有得亏呷了，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

　　1990年暑假，收到黄河魂诗刊社的邀请信，去参加在河南登封县举办的诗歌笔会，期间可以参观少林寺。

　　电影《少林寺》在初中时就已火爆全国，我曾从水口走路三十多里到瓦屋塘电影院看了四、五遍，能去少林寺参观那可是做梦都想的事。

　　但是，手上没钱，怎么办?找父亲要，因为不是很支持，勉强给了50元。意思是没有这么多钱看你怎么去。

　　无奈之中，便有放弃的念头。在乡政府工作的二姨夫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县城的招待所到我说：“这可是个好机会，能去学习，对你今后的创作肯定有好处，说不定还能有大出息，我支持你，我手上正好有200多块钱，准备买缝纫机的，先拿去参加笔会。缝纫机今后有了钱再买也没关系，参加笔会的机会难得”。

　　他掏出200块钱，我也不客气就收下了。有他的资助，让我有了河南少林寺“黄河诗歌笔会”之行。一直以来，对姨夫的这次资助，铭记于心。

　　笔会期间，结识了不少诗友，学到了不少写诗的技巧，笔会快结束时，杂志社组织我们去登闻名天下的少室山，因没有了胶卷，我将借来的照相机及行李都放在了宾馆房里，轻装去登少林寺后的少室山。

　　一路风景，一路欢声笑语。晚上回到宾馆，发现照相机不见了，再翻行李，还好，我放在包里的一本笔记本没被盗，拆开封皮，我藏在里面的七十多块钱还在，这可是我回家的火车和汽车票钱啊。

　　杂志社的主编知道后很着急，关切地对我说，如果没有路费了，可以到杂志社借，保证让我平安回到家里。

　　湖南几位参加笔会的诗友一路同行，坐火车回长沙。因为照相机被人“借”了，心里很不是个味，心想，不知回来怎么向朋友交差。

　　一路无语，我把在少林武术学校参观时购买的 一把小刀放桌上，然后呼呼大睡。

　　半夜，突然有人大喊，有贼。一车厢的人都从睡梦中惊醒，纷纷掏口袋检查钱物，都说钱包没了，值钱的东西也没了，同行的几位诗友也称钱掉了。我也不紧不慢摸了下口袋里的十几块钱，那是从长沙回绥宁的汽车钱。还好，钱在。

　　我放心了，对他们说，我的钱还在。他们感到奇怪，大家都被偷了，你却这么幸运。我说，可能是桌上这把刀的功劳吧。刀上刻着“少林武术学校”六个字，肯定贼也怕学武的人。他们苦笑着，自认倒霉。

　　下了火车已是凌晨，我人生地不熟，在火车站摸不着北，不知开往绥宁的车停在哪里。这时从黑暗中窜出两个年青人，他们热情地说：“老乡，你是去哪里呀。”我说是去绥宁。他们立即说“那就对了，我们是长铺子的，在车上卖票，绥宁的车停在那一边，我们带你去。”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这话一点也不假。我也不辨真假，提着包就跟着他们走，他们专挑黑咕隆冬的地方走，因为害怕，我小心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行走约二十分钟，才走到一台大客车前，一看，还真的是绥宁的车，前挡风玻璃内有一块“长沙---绥宁”的路线牌，看到这几个字，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悬着的心踏实了下来。

　　我一脚跨进车门想 往里走，可衣服却被那两人一把抓住，说，你还没买票呢。我不明就里，说：不急，车开了就买。他们不放手：不行，现在得先买，不然不开车。

　　车上有很多人，但没有人出面说话。我一看情形不对，心想，可能遇上坏人了。我急中生智，转过身，故意把戴在胸前的一枚“少林武术学校”的校徽亮给他们看。用手指着校徽说：“我刚从少林寺学武回来，钱不是问题，开车再买票，保证不少你们一分钱。”他们见我来头不少，还真以为遇上了武林高手，便松开了手，连声说，那就开车再买，开车再买。说完掉头就走，很快消失在路灯深处。

　　此时车上有人发话了：“小伙子，你真的是胆子大呀，他们是长沙的二流子，专门捉外地人‘四爷’，他们带路是要钱的，不给钱就往死里打，我们见得多了，你今天算是走运呵。”我心里想，你们也是马后炮，刚才怎么不见你们出手相助呀。

　　一路无语，回到县城，雪白的衬衫黑一块白一块，汗渍盐霜清晰可见，口袋里空空如也。还好，在新华书店工作的朋友收留了我，在他家换了衣，住了一宿，给了车费，总算是平安归家。

　　在体校三年，有很多的故事，一件喝酒的事让我记忆犹新。有一天晚自习后，几位同学约起去吃夜宵，点了几个菜，叫了两瓶邵阳大曲。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说要我和邵东一位同学每人喝一瓶，谁先喝完，且不醉不讲胡话就不用出酒菜钱，不喝完或后喝完的要结所有的账。

　　我从没喝过酒，也不知自己的酒量。酒闻起来似乎还有点香气，也就不知天高地厚，一口应允了下来，两人就着菜大口喝酒，因为袋里没钱，所以我就加快速度喝，想赶在同学的前面喝完，这样就可以白吃一餐。

　　十几分钟，我那一瓶酒见底，好像还没有什么事，看同学的酒瓶，一半还没到，还有大半瓶。我二说没说，抢过他的酒瓶，又倒了半瓶到我的碗里，三五几口又喝了个光。我也不管他喝不喝完，我反正先喝完，没有吐，只是觉得有点头昏脑胀，不舒服，便自个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醒来，发现周围有同学在聊昨晚喝酒的事，我问怎么了，他们说，你还好，睡得挺香的，我们几个可害苦了，陪你一晚上，看你倒底讲不讲胡话，如果你讲胡话了，那就证明你醉了，就得出一半的酒菜钱，结果你一句话也不说。

　　我问起同我一起喝酒的那位同学，他们说，他太差了，不到半斤就醉了。他负责出钱，你不用管。我松了口气，说实话，我也是铤而走险，我哪知自己的酒量呀，要是真的醉了，那就亏大了，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自从这一次后，再也不敢有人同我打赌喝酒，我也从此知道了自己的酒量，后来在工作中也就无所顾忌，有人挑战，让他放马过来，喝酒的名气也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

　　学校条件不是很好，十二个人一间宿舍，到了晚上，同学们的同感就是饿。因为学体育嘛，每天有运动课，体能消耗大，晚上经不起饿，饿了就睡不着。睡在床上，有人出歪主意了，是不是去食堂搞点吃的?早上卖剩的包子、香肠不是摆在食堂的柜子里吗?也有人反对，你做梦吧，大门上了锁，除非你砸门啊。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有人提醒，食堂的烟筒很大，也不是很高，可以让小个子钻进去。这一主意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于是就有人出面派工，站岗的，钻烟筒的，在窗子边接应的，宿舍里的人都有事做。

　　我胆子小，只敢在外围站岗。来自洞口的一个小个子，负责钻烟筒进去开柜子拿包子、香肠。深更半夜，食堂的大师傅在睡大觉，哪能想到铁将军把门的食堂内进了偷吃的人。

　　东西递出来后，连夜到学校一公里外的餐馆加工。饱餐一顿后，大家一摸口袋，坏了，大家都是“空军 ”，加工费没钱付。这一下紧张了，敢吃霸王餐，简直是找死啊!又有人急中生智，对店里老板说，我们大伙出来得急，忘记带钱包了，我们留一个人到这里，其他的人回去取钱来付加工费。

　　老板见是一群老实巴交的学生，便点头同意。于是，一个机灵点的同学自愿留下做人质，其他人一个个溜了。

　　后来据留做“人质”的同学讲，他也是见老板不注意，一溜烟跑脱的。

　　食堂第二天发现情况不对，大为光火，反映到了学校领导那里，学校派人调查，一个个问，但没有人透露半点口风，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是学校领导开恩，体谅学生的清苦，不想为难罢了。

　　1991年上半年，我所在的实习组在绥宁长铺一小实习一个月，也就真正当了一回老师。实习完后回到学校，接着就是准备毕业的事。班上有三对恋人，他们的分别才是真正的不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哪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才知道，他们三对都成双成对分到了男方所在的县里，成功走到了一起，成为班上的佳话。

　　毕业近三十年，时常翻阅同学给我的“诗越写越好”“早日成为优秀诗人”等情真意切的留言，让人心潮起伏。

　　同学情，最真的情!

　　“我是主任让我去吧”

　　书读完了，路在何方?

　　毕业了就得找单位上班，那年代，毕业包分配，如你自己能找到单位接收，可以分配到这个单位去。

　　水口中学一位老校长找到我，想让我回家乡去教语文和体育，他曾经是我读初中时的老师，对我也很关照。但我一想，水口离县城太远，好不容易读书走出来，又回去，到时怕找对象都难，于是谢绝了老校长的好意。

　　去县城，碰碰运气。车刚进县城，驶过县机械修制厂时，我被两排大厂房吸引住了，哇，这么大的厂子，车子出出进进，车间里机器轰鸣，心想，肯定是不错的一个单位。我立马叫班车司机踩一脚。

　　我下车直奔厂区，进到厂长办公室，将来意对厂长说了。厂长见是体育中专毕业生，高兴得不得了：“你来得太好了，县里正在组织篮球比赛，我们厂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得真是时候，接收了。”

　　厂长叫来办公室主任，吩咐主任立即写一个接收证明，对我说：“你就安心来厂里上班。”意想不到，工作这么快就有了着落。

　　我是农村出来的，长年在学校读书，与外界接触少，对单位的性质什么的一窍不通，总认为单位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后来才知道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有着天壤之别，企业干部和中专生连考行政单位的资格都没有。

　　我拿着厂里的接收证明，到县计委报了到，厂里也安排专人为我办手续。很顺利，1991年9月，就在县城上了班，落了户，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果然，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同厂里的篮球队员一起训练，打完县里的比赛后，被任命为保卫干事，专门负责厂里的安全保卫工作。因为有两个厂区，且在马路的两边，厂区分机械片和汽修片，机械片的铆钉、翻砂、机械等几个车间靠河，汽修片的汽修车间和配件公司与家属区混在一起，有的车间下班早，有的车间半夜还在加班，情况十分复杂，东西被盗的现象经常发生。

　　厂保卫科只有我一个人，两个厂区传达室各有一名门卫，他们年纪大，也怕得罪人，对厂里的财物进出听之任之，即使发现有不对头的地方，也不敢声张，放任自流。针对这一现象，为了确保厂区的财产不受损失，我也想了不少的办法，采取晚上值班，不定期巡逻，让干坏事的人防不胜防。

　　有一天晚上，我与传达室的两名门卫一起，蹲守在河边厂区内的一个角落里，严密盯着厂区的各个方向，凌晨三点左右，翻砂车间出现了人影，我们一动不动，看他们到底有几个，来做什么。当人影靠近，是两个小青年，不到16岁，只见他们一个劲地把铁块往河边扔，他们肯定是想偷铁卖钱。我与门卫兵分三路，包抄过去，大喊一声抓贼，只见其中一人急忙往河边跳，另外一人由于心虚，一屁股坐在地上，吓得直哆嗦，终于抓到一个。

　　天亮后，将案情报告给了县公安局内保股，因是未成年人，教育了一番后，便让其家人领回。这次大获全胜，让厂区的治安好了一段时间。这次行动是告诉全厂，我们不定期都会去守株待兔。有前科的从此也老实了许多，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被逮个正着。

　　在安全保卫工作岗位了干了一年多，破获了多起财产被盗案，在受到厂里职工的好评的同时，也让少数干坏事的人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有人放出话，要将我搞一餐死的。我一笑了之，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直到1996年初，我离开工厂去报社上班，也没遇到什么意外。

　　县公安局内保股见我工作大胆，有成效，经常抽调我去协助他们工作。我也利用自己爱写点东西的爱好，开始写一些公安破案的消息稿。

　　1993年9月11日，我的第一篇消息稿上了湖南日报，写得是县公安局内保股抓到一个用几块钱的假项链当金项链骗取500元的骗子。自此，三五百字的新闻稿件便经常出现在邵阳日报、警钟长鸣报、安全与防灾杂志、湖南公安交通报、湖南日报、供销信息报、湖南工人报、湖南法制周报、邵阳电视台，邵阳经济报、县电台等媒体，半年就上了50多篇。

　　有些单位的文秘人员看到我能写新闻稿，还专程跑来给我提供新闻线索，我的新闻题材和新闻路子也就打开了，影响面也就大了很多，在县里，也就有了点名气。县里的广播，市里省里的报纸，经常刊播我采写的“豆腐块”，县电台的稿费每篇5角到1元，各级报纸的稿费每篇2元到10元不等，一年下来，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厂里的人惊讶不已。

　　厂里的科研工作在九十年代初很有亮点，经常有新产品问世，《新颖自扣窗扣在绥宁问世》《绥宁研制成功多功能去湿机》等新闻稿在《厂长经理日报》等国内几十家报刊上刊发，新产品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办公室主任去高校深造，厂长见我经常写些新闻稿，便让我挑起了主任一职。办公室是一个综合部门，事多人少，什么事都得管，什么事也不好管。抄电表，收水费，搞卫生，管食堂，车间来料下车，成品装车等等，无所不为。

　　有一天下大雨。由于马路比厂区高，路面的雨水全部往厂区流，厂区内积水严重，厂区通向河边、横穿马路的下水管不知何时又堵塞了，流水不畅，影响了厂区的正常工作秩序。急需疏通下水管道，排出厂区内的积水。

　　厂长带领管理人员近十人站在厂门口，看着越涨越高的水急得团团转，由于下水管是暗管，在明处根本无法疏通。

　　这时有人出主意：只有钻进去，将堵塞的东西清理掉，才能解决问题，但这样有生命危险，只怕人进去了出不来。厂长问身边几位副手：“谁去清理?”没有任何人吱声。

　　厂长见副手们不理他，只好自告奋勇：“你们不去我去。”我见厂长要亲自下水，我便站出来：“厂长，我是主任让我去吧。”

　　大家都知道，下去有生命危险，我何尝不知，可是，作为办公室主任，能让厂长去吗?当然只有我去。

　　下水管完全埋在路面下，横穿马路，连接着汽修车间的污水管和公路的过水沟，污水管离过水沟的沟口有两米的暗道。两注水同时通过下水管往外排至河边。

　　有人在我的腰间系了一根绳子，我采取倒退的方法进入过水管，慢慢倒退到两米处的下水管口，伸手不见五指，虽然污水雨水在身上乱窜，我全然不顾，只一心想快点将管道疏通。

　　人在里面是无法使用工具的，只能用手撑住身体，让头尽量高高昂起，免得雨水灌进眼里和嘴里。用脚试探揣了几下，方知是车间里的杂物堵住了大半个口子，让水流不畅。里面漆黑一片，只有水流的哗哗声。

　　外面的人时不时拉伸着绳子，试探着是不是人还在。我在里面孤立无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使劲用脚将堵在下水道口的杂物一点点往外推，在水的冲力下，几分钟后，所有杂物全部用脚揣了出去。

　　管口通了，流泄的水更猛，我用尽全力，迎着水流往回慢慢爬。待爬出洞口，见我平安无事，大家才放心。可我一看自己，一身衣服包括露在外面的皮肤，全是漆黑的油污，衣服比平时重了五六斤。脸上也没有幸免，头发更惨不忍睹，全部粘连在一起，像一蓬乱草。真可谓命悬一线啊!还好，除双脚有轻微擦伤外，其他没有问题，只是身上的衣物全部丢进了垃圾箱。

　　在厂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些诗歌，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被选入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当代青年诗人诗历---1992年青春 友谊 爱情》和入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当代青年抒情短诗集萃》。

　　1991年我还捧着几首在刊物上发表的诗歌走进了市文联，加入了市作家协会。

　　“文学新闻改变命运”

　　沿海一带的海风吹到了内地，很多人纷纷下海，厂里也有几个同事跑去了广州、深圳。据他们说，那边遍地是黄金，好工作高工资，极诱惑人，我也蠢蠢欲动。

　　另外一个机会也随之到来。1995年，停办多年的绥宁报复刊，给我们这些通讯员提供了发稿的机会。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稿件，绥宁报也经常能看到我的“豆腐块”，名字也被读者和一些领导所熟悉。

　　1995年底，绥宁报正式成立机构，定编8人，并公开招考了社长和总编辑。我也被县委宣传部看上，因我是企业干部，无法调入，宣传部两位领导来到厂里商谈借调。我当然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厂里也开了绿灯，如愿成行。

　　1996年1月1日，正式到绥宁报社报到上班，虽然是借调，但干起工作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主要是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写稿是没有大问题，轻车熟路，但编稿、画版和校对是新课题，在前任编辑老师的精心辅导下，很快走入正轨。刚开始我负责二版，这是经济生活版，采写的稿件都是经济类消息和通讯。

　　报纸是每周两期，虽然定了8个编，其实在岗的只有6个人，正式在编4人，我和从另一企业来的小谢是借调，除了完成写稿编稿工作，每人每年有7000元的创收任务。

　　记者这个职业有风险，这话一点也不假。有一天，我应东山侗族乡党委书记的邀请，前去采访该乡辣椒产业的情况，白天走了几个种植基地，对产业发展情况了如指掌，晚上则在住在街上一家旅馆里突击赶写稿件。

　　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电停了，我点上蜡烛，继续写。窗外行人奔走相告：“不得了，不得了，河水快淹没石拱桥了。”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人。他一见我，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是报社的记者，快去看看，河里涨大水了，桥快被冲走了。”他不管我同不同意，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

　　走到街上一看，大雨滂沱，街上积水很深，他将我拉到河边，指着急流说，你看，多大的水啊，桥面都快被淹了。确实，冲下来的洪水已快没了桥洞，巨浪强烈冲击着桥体，发出骇人的声音。我想，再继续这么下，这桥肯定保不住。

　　就在我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顿感脚下有下坠的迹象，我一把抓住同我站在一起看水的村民，急忙往后退，不到五秒钟，刚才站立的地方就被洪水冲垮。

　　好险，只要一落水，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村民也被吓得不轻，脸色铁青，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是一个劲地拍着胸口。

　　回来讲起这次历险，大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才不信什么后福，活好当下才是真的好。

　　做记者和编辑，每天白加黑，天天是工作日，连轴转，基本上没有休过假，加上自己又是借调人员，工作更加自觉和努力，年写稿在300篇以上，编稿1000篇以上。九十年代中期，还没普及电脑，写稿的常用工具是圆珠笔、方格纸和复写纸，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幸运的是，因为工作出色，不久后，我正式调进了报社，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转折。

　　除了做好本报的采编工作，还主动对外发稿，《人民日报》《科技日报》《湖南日报》《邵阳日报》的发稿量每年都在200篇以上，主要党报的头版头条也发了不少。1999年10月，还出版了全县首部新闻作品集《情满绿洲》，收录了市以上报纸发表的近200篇重要新闻稿，受到了广大业余通讯员喜爱，成为了他们新闻写作的乡土教材。

　　2000年，县委宣传部新闻组长升任副部长。这个岗位很重要，在没有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宣传部决定借我去临时抱下佛脚。

　　临危受命，做起了新闻组长的事。为了采写稿件方便，我自费两万元购买了笔记本电脑、摩托车、传真机和打印机，全副武装跑新闻。县农行一名业余通讯员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通讯《小镇电脑第一笔》，并在省级报纸《湖南工人报》上发表。自费购装备跑新闻，在全省也少有，这确实是新闻。

　　在新闻组长岗位上接受的第一次考验当数2001年的一场特大山洪地质灾害。6月18日晚上11时30分至19日下午2时，绥宁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313毫米，由于降雨量特别大，时间特别集中，引发了特大山洪地质灾害，25个乡镇普遍受灾，受灾面达86%，枫木团、武阳、唐家坊、水口、瓦屋塘等21个乡镇受灾特别严重，全县212个山村陷入“三不通”的困境。

　　7月初的一天，《邵阳晚报》编辑向我约稿，要我在一个晚上将全县近期恢复生产及重建家园的情况写一个综合报道，急着见报。

　　这任务有点不近人情，但又无法推脱，只有完成。打开电脑，将灾情发生以来采访到的所有素材过虑一遍，然后动手，一个通宵，几千字的通讯就传真到了《邵阳晚报》。

　　2001年7月6日，《邵阳晚报》四、五版合并成一个大版，推出了《绿洲大地战洪图》长篇通讯，配发了7个抢险救灾图片。这一期报纸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灾情就是命令。灾后的每一天，县领导最忙最累也最牵挂灾区人民。2001年7月18日至8月6日，时任县委书记先后步行400多公里，走访了麻塘、河口、联民、唐家坊、武阳、水口等乡镇的44个重灾村，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受灾群众心坎上。我一天不落随行采访记录了下了这一切。

　　2001年8月4日，《邵阳晚报》整版推出我采写的长篇通讯《一位县委书记和20万受灾群众》。虽然一路苦不堪言，鞋也磨破了两双，双脚满是血泡，但能将受灾群众的所想所盼和县领导的关怀如实报道出来，非常值。

　　这次山洪地质灾害，有14名孩子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社会关爱，媒体关注，《湖南日报》《今日女报》《邵阳日报》及各级电视台等媒体记者纷纷深入我县采访报道。我全程陪同，一篇篇饱含深情与关爱的报道传遍大江南北，来自全国的爱心温暖了孤儿的心。

　　《今日女报》在头版整版推出《县长为何流泪》的感人报道，配发了县长因为心系孤儿而泪流满面的照片。该报同时还推出多个专版，对绥宁14名孤儿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长沙不少企业和爱心人士看到报道后，纷纷给伸出援手，对孤儿表达了关怀之心。

　　我的命运与新闻连一起，被称为“三特”干部：特殊人才，特殊作用，特殊解决。

　　2002年4月，我正式加入宣传部大家庭，新闻稿件在省内外报刊遍地开花，每年在《邵阳日报》刊发头版头条在20个以上，多的一年达28个，新闻发稿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11年4月，将历年在《湖南日报》《邵阳日报》上发表的200多篇头版头条稿结集交正式出版社出版，《头条新闻作品集》的出版又开了县里新闻史上的先河。

　　有人问我，你一个体校毕业的，怎么与文字打得这么火热?我只能告诉他：“文学新闻改变命运!”确实，这话一点也不假。

　　……

　　日子如流水，一去不复返。尘封的往事，不能忘却的记忆，仿佛就在昨天。

　　作者简介

　　李斌  苗族，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作品见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湖南文学、湖南日报、青年文学家、诗歌报月刊、山东诗歌、楚风等报刊，有诗入选多种诗选本，著有诗集《双手握着思念》。诗观：写精彩故事，抒人生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