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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新年伊始，父亲著述的《岁月印记》就要印刷了，算是他不平凡一生的一个记录和总结。文字只区区数万字，但对一位有着88岁高龄、身体欠佳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部“大作”。

　　其实父亲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只读到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是可恶的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家乡后剥夺了他上学的权利。他小小年纪就逃荒流浪、四处谋生，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和现在满大街都是大学文凭的人相比，父亲算是一个粗人。

　　不能进学堂，但不妨碍父亲自主学习。无论是在动荡苦难的战乱年代还是建设新中国的和平时期，父亲都尽可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他牢记着我爷爷奶奶对他的教导，“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父亲小时候握过“刀把子”，用镰刀割禾、用柴刀砍柴是家常便饭;参加工作后拿过“枪杆子”，从解放初期搞土改到1960年当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时，一把驳壳枪时常挎在身上;长期在区、乡(公社)当领导干部，下乡进村时就脚蹬解放鞋，拄着一根“竹竿子”爬山涉水。但伴随他最久、也是他最爱的，非“笔杆子”莫属。

　　父亲自小热爱学习，国文、算术成绩都很好，珠算尤其厉害，手法准确，速度极快，再复杂的乘法和除法也不在话下。我读小学时，父亲手把手教过我打算盘，那娴熟的技艺令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羡慕不已。正因为有这过硬的本领，在土改急需算术人才时，父亲这个普通的青年农民脱颖而出，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国家干部。

　　父亲写文章，在当时也是一把好手。1954年上半年，在中共零陵县四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23岁的父亲写了一篇《我怎样帮助新亭乡支部加强团结、获得巩固提高的》的工作体会文章，投稿给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湖南日报》前身)。该文抓住了乡级党组织建设这一重要工作和热点问题，现身说法，内容具体，做法实在可行，很有指导意义，受到编辑部的青睐。6月3日，文章在《新湖南报》3版以较大篇幅刊登，1800多字，十分引人注目。不久，湘南行署决定调我父亲到行署机关报工作。但时任县委书记王守仁认为我父亲是难得的领导干部后备人才，坚决不放。父亲只好服从县里的安排。

　　令父亲欣慰的是，他未做成的新闻梦，在他的3个儿子身上得到实现。大哥蒋剑翔、我及大弟蒋文平都在媒体工作。三兄弟靠“笔杆子”吃饭，当然都受了父亲的教育和影响。

　　当不成记者的父亲，不到一年，被提拔为零陵县第四区区委副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父亲工作的岗位多，当一把手的时间长，但无论工作有多忙，父亲坚持挤时间读书看报。他有一个好习惯，不动笔墨不看书(报)。我参加工作前和父亲在一起时，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里，常常看见他一边读书看报，一边在笔记本上抄抄写写。父亲的学习笔记写得十分工整，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地值得借鉴的好的做法、自己的一些工作思考等，是他记录的主要内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常见的白壳子简易笔记本，父亲写了一本又一本，在桌子上整整齐齐地码得老高。

　　当了领导的父亲，仍然爱动手写作。他的汇报材料、讲话稿等各类公文，都是他自己亲自草拟，且质量颇高，往往受到好评。父亲认为，自己上知方针政策，下晓基层情况，对工作和问题还有独到的思考，自己写最合适，他人不好代替。退休后，父亲把“读书看报、坚持运动、同辈聊天、含饴弄孙”看作“晚年四乐”，其中读书看报放在首位。且依旧是边看边记，内容涉及时事政治、养生保健、文学艺术和家庭教育等，写得工工整整，看起来赏心悦目。

　　2007年元月，76岁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动了手术，命救回了，但嗓子嘶哑了，语言交流已不方便。见此状况，同院子的老邻居说：“蒋局长一大把年纪动了大手术，看来脑子不好使了。”父亲闻言，很不服气。既然讲话不行，他就决定用写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头脑灵活好用。于是，待身体好些后，七八十岁的老父亲又执笔撰写文章，写一些他对生活观察和思考后的随笔。他挑一些满意的向外投稿，有好几篇还在报刊上发表了。父亲高兴地把发表后的文章拿给老友们看，大家无不钦佩他不服老的精神。

　　（转自1月19日《湖南日报·湘江周刊·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