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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化为诗，史中有情、有爱，诗中有史、有理，是呐喊，是追求，是信念——

吕振羽：史与诗熔铸的情怀

《吕振羽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吕振羽全集》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十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多年编辑，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集共计十卷，有专著、史论、政论、回忆录、日记、札记、书信等，近六百万字。这是当代史学史上的一个大工程。

　　吕振羽治史成就，不只是分量上“著述等身”，更重要的是，著述中凝含的思想和智慧。吕振羽的历史智慧，是他的史学创新精神，启示发展当代史学的途径，对于当代民族文化建设，对于观察当代世界的变动、思考历史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史精神是吕老治史重大特点

　　吕振羽研究中国历史，善于从世界的变动中进行思考，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全集》第一卷开篇，就显示出吕振羽的鲜亮的世界史的眼光，这一卷收录了他的《中国外交问题》、《中日问题批判》以及《最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著作。他于1926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学院学经济，1928年回国。第一部《中国外交问题》，写作是在1928年12月至次年1月。他以世界史的大视野，开启了探索的历程。1932年出版的《中日问题批判》一书，通过对日本经济危机特点以及对中国物资与市场依赖等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同年出版的《最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是他以马克思、列宁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来研究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及趋向。他在书中称经济危机中的英国，“这个纸糊的老虎，更动颤不得。愈益构成其恐慌的严重性”。

　　这几部书，表达吕振羽“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反帝思想，并从近代中国史以及世界各关系的广阔视野下”，探索世界民族解放之路。

　　吕振羽撰写的《简明中国通史》，就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的，根据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史作比较研究。他指出学术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文化活用于中国。根据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在对待文化传统上，有两种倾向要反对，一种是所谓的文化贩运主义，一种是文化闭关主义，即实际就是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新史学家要以世界史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实际上让人们思考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出路，这是关系到实际与未来的大问题，没有世界史的广阔视野，就不可能解决。通过论战，唯物史观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论战促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更深的思考。吕老发表的相关论说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中西史学的问题，吕振羽就是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充分肯定，从理论上阐明了正确对待中西史学的必要，重视传统，不是无分析地全盘接受。

　　治史求真与求实的追求

　　作为现代中国的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吕振羽，其贡献是巨大的。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学史与史学概论的著述中，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过程，就系统肯定吕振羽在社会史、思想史、通史诸多方面的开启意义。

　　吕振羽总是把历史问题的探讨，作为推进历史发展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延安地区还是在重庆等地区的史学工作者，都将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理论思考与现实的走向结合起来，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吕振羽的研究，是突出的代表。

　　吕振羽有自己的理论思考，认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提出自己的创见。他的史学探索，体现出史学家使命感、责任感。在学术评论上，吕振羽坦言自己的认识，对自己也是不断反思。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导言》中说：“我所划出的这个轮廓，只是暂时的，将来在我们的研究的进行中，如发现不妥时，再予以不断的更正。”

　　从1963年到1965年，就是在一度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吕老仍然继续历史探讨与史学研究，完成《史学评论——读报随笔》20万字。如他在《随笔·自编集目》中，还提出今后要“从事《简明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哲学史》、《亚洲简史》等著作”的写作计划。在《史学评论》中，他直抒己见，坚持信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治史求真的品格，“表现了著者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比忠诚和作为史学家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感”。

　　史与诗熔铸的情怀

　　《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展现出吕振羽学术的又一组光彩篇章：《回忆录》、《学吟集诗选》、《学吟集诗选补》以及《日记》、《书信》。

　　吕振羽史学的一个耀眼风景是他的治史中，又融入“诗”的情怀。这由史发而为诗：“敢把日游入正史，欲从今古究长河”。

　　据《吕振羽全集》的《前言》的统计，吕老的《学吟集初草》收录诗近三千首。《咏史》以诗评史、评议古今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一一评，物观如矢扬群氓”;而史学家入于《诗》中的《华峤范晔两〈后汉书〉答问偶成》别开生面，是提倡史学的警世之作。

　　吕老在完成一系列史学著作的同时，还写出三千多首诗，这是怎样的精神呵!

　　诗中有史、诗中有情，史化为诗，是呐喊，是追求，是信念，“诗言志，歌永言”。杜甫以“诗”化“史”，司马迁的《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史，成为史家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吕诗同样是史，是“史”与“诗”熔铸成的情怀、理念。

　　他的诗的高峰创作时间，从1963年1月9日至1967年1月9日，也正是他蒙受不白之冤之时。而诗中体现的对历史前途的信仰，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对亲人的热烈的爱，未曾磨灭一丝一毫。一首《马克思赞》就有二百七十余行，概括了马克思学说的形成与发展;长诗《祖国颂》讴歌中华五千年悠长历史;诗集中对先进思想家、改革家无限景仰，对民族文化的赞颂;长诗《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周年》，简直是一部民族文化学术史的赞颂;他称王夫之学术的影响，是：“史学船山掀巨浪，欲明理势穷长河”。1968年他在狱中惊闻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后，不胜愤懑，默咏出“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辩诬董狐篇”!总之，吕老“史”中有“情”、有“爱”;“诗”中有“史”、有“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链接：中国历史学家吕振羽，1900年1月3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诞生于湖南武冈(今邵阳县)。吕振羽名典爱、字 吕振羽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柳岗，笔名晨光、正于、曾与。吕振羽出身世代农家，却怀怀"工业救国"志，入湖南大学，攻电机工程，1926年夏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求学。

　　1928年归国后，吕振羽到北平求职，出任《村治》月刊编辑。

　　1929年底，参与创办《新东方》杂志，并先后在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任教，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

　　吕振羽“九一八”事变后，吕振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

　　1936年，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至1937年，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吕振羽赴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1937年秋，他赴湖南，负责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工作。

　　1939年，他来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历史研究工作。

　　“皖南事变”后，吕振羽调任新四军军部，参加苏北反扫荡斗争，并在中共华中局党校任教。

　　1942年，他到延安，先后任刘少奇政治和学习秘书，并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职。

　　1945年，在抗战胜利后，受党委派，吕振羽赴东北工作，曾任中共热西地委副书记、冀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中共安东省委常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军委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

　　1980年7月17日，吕振羽在北京逝世。

　　为了学术研究，吕振羽曾收藏了数万册古今书籍;去世后，这些书籍由其家属捐献给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捐赠的这批藏书中，有线装书1 519种，19880册;精平装书1 973种，5 506册;总数为3432种，25 386册。其中，如元大德本《大宗地玄本论》、明万历套印本《孟子》、明毛氏汲古阁本《陆放翁全集》、康熙武英殿本《渊监类函》、清稿本《根儒日记》及傅山等人的字画及金石拓片、文人学者手迹、乾隆帝御笔诗、有稗史、笔记、札记、游记和金石考古、地方志书等。

　　另外，为了纪念吕振羽先生，学校在长春和北京两地分别建立“吕振羽纪念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