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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我就想为母亲大人写点文章，常常因工作太忙，又要照顾幼儿起居而耽搁至今。

　　前不久，绥宁一中新竹文学社负责人夏宏俊老师再次向我约稿，我说：“就写写我的母亲吧!”夏老师说：“下个月是母亲节，这题材好啊!”夏老师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五一” 前夕必须交卷，我欣然应允。

　　母亲今年八十有四，身体硬朗，勤劳不辍。过去，母亲面对困境，对生活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她的勤劳，她的快乐，她那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生。

　　一、老家的菜园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老家在绥宁老县城——寨市苗族侗族乡西河村新街张家大院。据母亲说，张家大院很大，是当地一座标准的四合院窨子屋，占地3亩多。

　　进入张家大院，母亲说，经下堂屋，过一个很大的天井，到上堂屋，往再往前走就到了大院的后面——张家果园。四周栽满了果木树，有桔子树、桃子树、梨子树、柿子树、橙子树、石榴树等。当然，还有一块很大的菜园。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母亲嫁到张家来后，就一直在那块菜园里耕耘着，供应着张家几十号人的新鲜时令蔬菜。

　　1979年，我家落实了政策，从吃农村粮恢复吃国家粮。那年，我小学毕业，哥、姐相继招工。也在那年夏天，哥第一次带我去看寨市老家大院。走在西河街石板路上，哥告诉我四叔家的对门就是我们的家。当时，我忍不住就想走进去，瞧瞧我的老家是个什么样子。哥立马拉住了我的手，不让我进去看，当时我的老屋成了村小学。

　　后来，我才知道，1974年我们的祖屋被哥和大姐夫以500元作价被迫卖掉了。大约是1982年，我家几亩地的猪栏屋、牛栏屋，连同果园和菜园，又被当时担任生产队队长的一位堂姐夫又以近2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寨市区供销社。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不曾看到过我的寨市老屋——张家大院窨子屋，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只知道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绥宁“四八”姑娘节拦门酒、耍狮子、舞龙灯、傩戏及千人宴等庆典活动的举办处就是我的老屋场。

　　每次到寨市看绥宁“四八”姑娘节，我常常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要去寻找当年母亲在老屋里生活的足迹。母亲当年在菜园里锄地、下种、浇水、施肥、捉虫的身影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老屋里分楼层到处挂满了一串串红艳艳的辣椒和一串串金灿灿的玉米棒。太阳照在老家大院，母亲迎着太阳，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脸上笑开了花，一个中国乡村典型的普通农家妇女的形象跃然心上。

　　二、故乡的菜园

　　由于种种原因，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母亲随父亲到了绥宁县第十完小——黄土坑(今黄土矿)资源书院里，帮父亲的忙，并照料我们兄弟姐妹起居。我的2位姐姐和我就出生在黄土坑公社同乐大队第一生产队(今黄土矿乡同乐村第一组)。

　　这样，黄土坑就成了我的故乡。母亲的菜园也就从寨市转移到了黄土坑了。

　　文革中，父亲受到迫害，1969年下放到农村——当时的同乐大队第一生产队。由于父母的勤劳，父母为我们兄弟姐妹买了一座别人的老屋，和一袁姓人合伙新建了一座木屋。从此，我家就落在了黄土坑同乐街上。

　　我家的菜园有两处，最近的一处，从我家里到街背后联合工厂斜对面，不足50米远。当时，那块菜园是母亲一锄一锄开垦出来的。读小学时，记得有一次老师讲到种蓖麻，可以榨蓖麻籽油，支援祖国建设。听了老师的话，我就跟母亲说，这块地我要种蓖麻。母亲拗不过我，就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当时，还在那块地上，插上了一块木块，上面我用毛笔写着：蓖麻重地，严禁他人入内!一年后，我对种蓖麻失去了兴趣，转而喜欢养蚕，这块地才被母亲收复，重新种上了蔬菜。

　　我家另一处菜园，在留吉塘。从我家到留吉塘菜园，经老街，过上街，沿一条羊肠小路，上坡100余米，就到达留吉塘我家菜园，前后大约有600余米。我家那块菜园，因周围有老百姓的坟墓，小时候，我胆小，怕“鬼”， 除了跟着母亲去，一个人从来没有去过。

　　读小学，有两条路可以去同乐小学。其中一条路，就是经过我家的菜园边上，也是结伴同行，从没有单独走这条路去上过学。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两位姐姐去留吉塘菜园，锄地，种菜。我挖了一阵菜地，累了。我对她们说：“我去摘桑叶了”。一个人开始到处转，等我采摘完桑叶，给蚕喂了桑叶。突然，我发现我的两位姐姐已不在菜园子里了。顿时，我心里感到特别地害怕，仿佛“鬼”就要从坟墓里钻出来，要抓小孩似的。我心里越想，就越感到害怕，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晚上没有电灯，常常听大人们晚上讲“鬼”的故事，听多了的缘故，心里面老感到世上真的有“鬼”。当时，急得哭了起来。后来，还是小学同学刘高平的父母走了过来，问我怎么回事，送我下来的。打那以后，我随两位姐姐去留吉塘我家那块菜园，再也不敢一个人走远了。母亲知道这事后，把两位姐姐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在黄土坑的日子里，我家的菜园，由于母亲多年的勤劳耕耘，挑粪施肥，深挖除草，人工捉虫，菜地熟透了，母亲下什么种子，就结什么瓜，如冬瓜、南瓜、丝瓜等等;种什么菜苗，就生什么菜，如辣椒、红薯等等。我家吃得全是时令菜，吃不完时，母亲常常给周围邻居家送上一把新鲜蔬菜。

　　那时候，在黄土坑，农村家家户户普遍少吃，我家也不例外。常常吃的是大米伴红薯或玉米或高粱饭，母亲有时将红薯、玉米、高粱和大米混和着煮，有时则放在大米上面蒸熟。

　　因为大米饭不是很多，每到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拿着一个小碗给我们兄弟姐妹分饭。我们吃着这种杂粮饭，一直吃到1979年我家落实政策吃国家粮后才结束。

　　靠着母亲的菜园，母亲的勤劳，我家从未断过粮食，从未发生过饥荒。那年代，即使我家常处于少米的困境，母亲对于讨上门来的人，母亲也非常大方，她从未拒绝过给他(她)们，或撮一升大米，或打发几个糍粑，或盛上一碗饭给他(她)们。那时，每逢上门来讨东西的人走后，母亲常对我们兄弟姐妹说：“人家也是实在没办法，遭受天灾人祸，过不下日子，走投无路，才拖儿带女讨上门来的。不是实在困难，谁愿意去讨，我们应该帮衬点。”母亲这种爱心，从小就在我们兄弟姐妹心里种下了爱心种子。母亲这种爱心，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为了解决我家吃国家粮的问题，母亲常常一个人要从黄土坑，经苦栗冲，走山路，进县城，找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母亲常常带着她种的黄瓜、红薯赶路。饿了，母亲就着路边井水将黄瓜、红薯当饭吃。那时候，母亲总是一天去县城，一天回黄土坑家，路途有200多里。 母亲为这事真够累的。但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母亲从来没有说过她累。

　　母亲对生活总是充满希望和信心。那时候，母亲即使一天往返一趟县城走200多里路，回到家还得种菜，煮饭，洗衣，也从未说过累，总是快乐地生活着。母亲这种对生活充满快乐、积极向上的精神，传给了我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让我们兄弟姐妹终生受益。

　　1981年春，我到和平区中学(今绥宁县长铺民族小学)读初二第二学期时，我的父母还在黄土坑生活。当时，我家没有田可种，我家早已落实政策吃国家粮了。父亲复职问题还没有解决，父亲和别人做小生意，常常血本无归，生活上全靠母亲种菜来维持。

　　三、城里的菜园

　　1982年春，我的父母搬到了县城，租住在文家寨老百姓家中，由于父亲复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父亲只好靠卖点瓜子做点小生意，母亲只要一看到有荒地，就开垦出来，种菜卖，维持他们的生活及为我缴每个月10元的生活费及毎期的学费。母亲的菜园也就从黄土矿搬到了县城文家寨了。

　　1983年，父亲复职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家也搬出了文家寨老百姓家，在东征路(今林海路)边上，自己建起了一座一层楼的小木屋。在那，到处可见到父亲和母亲在路边荒地上开垦的菜地。这样，母亲的菜园也就从文家寨搬到了林海路了。

　　从去年开始，县里修建两河防洪大堤及休闲景观风光带，我家林海路边上的菜园也因工程需要而被征用了。

　　现如今，母亲由于年事已高，只在屋后山冲里1983年刘队长家给我们的自留地和家里庭院前的空地上种菜了。母亲在家里庭院前种的菜，有时不仅能够自己家吃，还能常常给哥、姐家送上一些。去年，她老人家种的冬瓜压弯了支架，大的有30多斤重呢!

　　母亲的菜园史，就是我家的一部生活史;母亲菜园的变迁，折射了我家生活的巨大变化。

　　掩卷而思，母亲八十多年生活，是不可能在这短短的三、四千字的文章中全部体现出来。我仅仅只是拾萃了母亲大海里的一朵浪花，尤其是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那份爱，那份情，只因自己的才疏学浅，是无法用这支拙笔一一道全。尽管如此，在母亲的节日里，我还是感到很欣慰，我总算是了却了我为母亲写点东西这个心愿。在这里，我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永远健康、快乐!

　　(作者系绥宁县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